1937与1938年冬春之交，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屠杀时期以安全区为中心的粮食问题的考察，揭露了侵华日军“征缴”粮食的本质以及限制粮食供应的邪恶用心，同时彰显了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代表的慈善团体在供应难民食物上的作用，突出了其人道主义工作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论述了沦陷前南京的粮食供应情况与日军的粮食政策。南京沦陷前形成的粮食市场与大型粮仓建设保证了市民的需求，无论是个人还是公私团体都储备了相当的粮食，这些储备足够人们食用以度过难关。然而，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情况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尤为甚者，日军不但将中国粮仓中的储备扣而不发，而且还实施“征缴”政策，大肆掠夺粮食。“征缴”政策暴露了日军嗜杀的本质，这是造成南京大屠杀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章考察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军事当局在粮食问题上的不对等的交涉。一方面是国际委员会从人道主义出发，努力地为难民提供食物，同时通过多条途径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粮食供应问题；另一方面是日本军事当局从军事政治目的出发，妄图夺取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的权利，胁迫国际委员会在日军暴行问题上保持缄默，同时要迫使中国难民驯服地顺从其殖民统治。　　 第三章从总体概览和个案分析角度，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时期难民粮食来源途径，以及西方友人、难民的食物状况，从而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从侧面再次证明了侵华日军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行为，控诉了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　　 总之，南京大屠杀时期，围绕着粮食问题，各个权利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中包括日本军事当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美英德日等国大使馆以及难民群体等。这些权利主体通过粮食关系的互动，构成了一幅南京大屠杀时期社会生活画卷，展示了人类的真善美与伪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