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关系是爱丽丝·门罗短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体现了这位加拿大女作家对于女性之间由于母女身份而形成的特殊联结的不断追问与复杂想象。在门罗的短篇小说中,这种探索体现在多个维度,不仅反映于作品的内容,也存在于对于书写本身的思考,并最终化归于对于父权影响下的语言构建而成的主体性的质疑。因此,门罗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不仅仅指向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同时也象征着人类在构建父权制社会的过程中被压抑的母性。在门罗笔下,具体的、个人的母亲让位于抽象的、普遍的“母体”,个人记忆由此升华为关切到人类主体性的哲思。本文选取门罗不同创作阶段的五篇关于母亲的自传性作品,主要借助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母性与人类主体性的相互影响入手,以试图说明门罗如何借助“母体”这一隐秘的心理学存在,不断探讨社会、心理、语言和象征领域中复杂游移的母女关系。本文首先认为,母体之所以难以抵达的原因,是它被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卑贱情结所禁锢,同时也被语言自身所遗弃。在父权话语体系造就的主体性中,个体必须排除屈辱的母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以获得身份认同。这里,成为父权话语体系中的主体,意味着形成独立的自我的概念,而独立的主体不断受到潜意识中幼时与母亲不分你我的记忆的威胁,无法保证主体边界的稳定性。为了保持这一岌岌可危的身份,身处父权话语体系中的女儿们必须不断放逐母体,却又时时感觉到自己与母体的内在联系。这种身处两难境地在门罗的早期作品《乌特勒支的宁静》与《渥太华山谷》中有鲜明体现。作者一方面追忆已逝母亲的女儿们如何在自我发现中被卑贱情结所困扰,无法在回忆中还原出真实的母亲,另一方面,书写回忆的语言已经内化了父权,意味着用这种语言追抵母亲的尝试必将徒劳而返。本文进一步认为,为了更真实地表现母女关系的曲折微妙,只能借助于一种新的语言,而正是在这种语言中被禁锢的母体得到了释放。在门罗的中期作品《爱的进程》与《我年轻时的朋友》中,叙述者不再静态呈现与母亲相关的回忆,而是将回忆看作一种动态的意义表述过程。这个过程由母体中所蕴藏的直觉、冲动、能量所驱动,所以能够突破主体的固定边界,不断更新叙事主体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父权话语中的叙事逻辑多次被颠覆,女儿与母亲的意识不断分离、融合,难分彼此,而既定的判断也不断被消弭,开启了一个可容纳母体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叙事空间。本文最后认为,在门罗的后期作品如《亲爱的生活》中,叙事者在回忆中重构了这样一种母体空间:这个空间既包含了与母亲分离的恐惧,也包含了与母亲融合从而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的恐惧;它既具有挣脱父权限制的潜能,又已经被无处不在的社会规则所分割。门罗笔下母女关系的这种矛盾性来源于一种过于强调独立性的主体性,由于这种主体性又是在父权引导的象征体系中建立的,所以门罗的女主人公们不断追寻母体以期回归母体,正是为了减轻这种矛盾,从而真实面对人类主体性中的母性元素,为认识自我开启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