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频发的高官引咎辞职,在我国引发了一股行政问责的热潮。热现象需要冷思考。一项新的制度是建构在对其理论内涵与践行外延的深度解析和规范基础上的,惟此才能走出建构初期的制度化困境,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根本性转变。 本文从探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出发,通过层层剖析,厘定行政问责制之概念,探究行政问责制之源流演变,分析行政问责制之主体、客体、范围、程序、后果等要素。进而审读行政问责制之内涵:从问责客体和问责主体来看,它体现了一种对应的法律责任关系;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它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和道德问责三个方面。行政问责制有其坚实的宪政及法理基石,它是代议制民主的内在使然,人本主义的外在体现,更是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和法律监督的必要措施。 本文对域外行政问责制与我国行政问责制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发现行政问责制发展的若干规律,从而凝炼出值得我国借鉴的三个方面:详尽的行政问责法规;健全的行政问责机构;超然的行政问责方式。由此出发,对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实证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力求比较完整、准确地分析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行政问责制在责任体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之弊,进行制度构建,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厘清追究谁的责任,确定追究何种责任,使责任划分法制化。针对问责主体缺位,异体问责名实难符,无法发挥作用的问题,提出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组成人员政治责任的追究机制,并对《监督法》提出相关立法建议。针对问责范围存在的误区与盲点,对执行环节的问责向决策环节、监督环节的问责延伸提出法制规范之建议。对行政问责程序、法制建设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