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发生于中晚唐的“牛李党争”则是中晚唐党争史中影响最深,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党争。本文以“牛李党争”为切入点,以中晚唐政治生态环境对党争的塑造为研究中心,从史书修撰、中书门下体制、仕宦群体仕进环境、宗亲结党、党争氛围的深化等几个方面,探讨怎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促成了以“牛李党争”为代表的中晚唐党争的发生。首先,中晚唐时期的中书门下体制是形成朋党交结的重要制度背景。中晚唐时期,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任官权力增强,易形成“宰相——朋党”的结党模式,而在“首相制度”下首相更易成为党魁。宰相为巩固权力,则会安排本党党人任要职,以加强本党对执政权力的掌握。其次,中晚唐较为恶劣的仕进环境与较为普遍的急于仕进之风,更进一步导致士人、朝臣容易依附朋党集团以求庇护。德宗贞元后期、顺宗时期宦者与佞臣当道,仕进环境恶劣,仕宦群体依附宰相等权臣以求仕进,这种风气又促进了党人势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士族门阀制度解体、乡里结构崩坏为宗亲结党提供社会环境。中晚唐时期,士族门阀解体,大量家支宗族迁往长安,宗亲间互相援引、为求仕进攀附宗亲的现象愈加普遍,宗亲结党的风气浓厚。在这样结党氛围浓厚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牛李党争”形成并持续发展,而党争的深化不仅体现在文宗朝时期两党党人互相指责对方“结党”上,还体现在文宗、李训、郑注等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利用党争矛盾上。由于这种促进党争形成的政治生态环境在晚唐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晚唐时期仍有小规模朋党倾轧事件的发生。最后,在史书修撰方面,党争影响史官选任,造成史官编修《实录》时会对涉及党人的事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而五代、北宋时成书的史籍亦受当时史官的修史观念、仕宦经历等诸多因素影响,在记述中晚唐党人时表现出不同的褒贬色彩。总言之,中晚唐的制度背景与社会环境营造了浓厚的党争氛围,导致了“牛李党争”的发生,而党争又影响史书修撰,史籍中对党人事迹扑朔迷离的记载增添了党争本身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