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国仍然奉行遏制与孤立的政策，只是策略更灵活，手段更隐蔽。 为应对美国的核威胁，中国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联合苏联或单方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迟滞中国核计划的发展与实施，即使在中国成功实现第一次核爆炸后，美国仍没有放弃这一想法。 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政府意识到明确支持或反对都是不利的，因而从肯尼迪到约翰逊政府前期，美国政府采取了模糊立场，一方面同意向国民党提供一定水平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发动规模较大的进攻，以使事态始终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使美台关系一直处于一种适度的紧张之中，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很大压力。随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政府开始明确反对国民党“反攻”大陆，但对于台湾小规模的袭击，美国认为它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因而并不表示反对或支持。 对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早就决定了参加会谈但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方针。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参加会谈的考虑是：平息美国国内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把中美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和作为两国联系的渠道。 在对待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在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前提下，其目标和手段都具有灵活性。 美国一直视苏联为战略对手，视中苏联盟为心腹之患，但随中苏分裂的发展，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更好战、更危险和更具有侵略性。因此采取了对苏缓和、而对中国更严厉也是更敌视的政策，甚至多次试图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中国。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与具体政策之间出现了不协调。 本文认为：遏制与孤立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遏制就是孤立，孤立也是遏制，孤立是为了更好的遏制，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明确的让非军事的孤立手段承担起遏制的责任，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这一政策。肯尼迪本人根本不愿改善对华关系，他的一些被认为是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行的动机是不纯的，他根本没有、也不愿意做出真正的努力纠正对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他也没有准备向公众表明对中国应采取更为合理的和现实的政策。 本文认为：美国在奉行对华遏制与孤立的政策时，对中国既没有挑战美国的能力、也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并不像美国认定的那样更好战、更危险和更具有侵略性。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当美国没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和行动时，中国采取主动措施是没有用的，是不能改善中美关系的。中国的行为只是对美国的一种反应；美国在实行遏制与孤立政策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其意不在改善中美关系，而是意在通过展示灵活性，把不能改善关系的责任推给中国；1966年以后，美国并没有实施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