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关于邵荃麟的解读主要呈现两种态势:出于政治批判而认为其文艺思想政治性不足而审美性有余;出于审美立场而强调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处理。近几年则主要是试图将两种态势融合,但是又有“去语境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抗战后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所阐发的文艺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还原历史语境,从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切入,探讨为其鲁迅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的新现实主义“典型论”、体现审美功利性的新人道主义,揭示“典型论”和功利性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考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学习和理解,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邵荃麟文艺思想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到后来背离“主观论”的转变,揭示出背后两种文艺范式的复杂纠葛。从而以邵荃麟为视角呈现抗战后期国统区左翼文论界的转向路径。本文首先考察了邵荃麟抗战时期围绕阿Q进行的鲁迅研究。具体来说,邵荃麟利用阶级论区分了阿Q与阿Q主义,指出阿Q主义作为奴隶失败主义是应该被批判的,而阿Q作为阿Q主义的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由此,邵荃麟的鲁迅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国民性批判对阿Q国民劣根性(即阿Q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则将阿Q作为一个受害者而加以同情,从而实现了对国民性批判范式的突破。此外,因为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受到过冯雪峰的影响,所以本文结合冯雪峰对阿Q的讨论,说明阶级论对启蒙论国民性批判范式的延续与改写,正体现了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对阶级论与启蒙论国民性批判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同时内在于邵荃麟抗战时期对革命的民族文化的理解之中。其次,本文在第二部分讨论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核心,即新现实主义与新人道主义。其中,以“典型论”为中心的新现实主义论述,不仅是邵荃麟的鲁迅研究所诉诸的理论资源,也是其从事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不过,受制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理论界对创作主体问题的关注的影响,邵荃麟在揭示“典型论”的内涵和阶级论本质时,不可避免地突出了作家主观思想力的作用。而新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对战斗性的强调。这一强调首先是以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面目出现,通过批判远离现实的个人化审美,邵荃麟强调了审美的现实功利性,尤其是战斗性。然而无论是新现实主义“典型论”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还是新人道主义功利性对作家情感的突显,都指向了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本文通过梳理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的具体经历,来考察邵荃麟在国统区背景下学习、理解《讲话》的过程。正是在对《讲话》的逐步深入的理解过程中,邵荃麟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转变为对“主观论”的背离;对作家主体性的突显也转变为强调作家应通过深入人民群众,改造自身思想情感,从而进行阶级改写,成为新的历史主体中的一员。邵荃麟的这一思想转变其实也是一种从鲁迅左翼传统转向带有鲜明阶级立场和党派性的延安文艺方向的重要变化,由此也可窥见国统区左翼文论界在抗战后期的变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