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围绕第一届国会召开，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组建政党或政治性团体。在复杂的分化组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进步党，前者激进，后者温和；前者趋新，后者守旧，初步形成类似西方激进与保守两大政党对峙的政党格局。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学界对民初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研究，一直偏向于激进的革命派政党，而对于保守派政党在近代中国政制建设所发生的作用则不甚措意，即使有研究也多持否定的态度。其实，“激进”与“保守”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规定性的政治范畴，两者形式上处于相互反对地位，在政治实践中却又具有同等的价值和真理性。本文以保守派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以及由三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为研究个案，抓住其“保守政党”的政治特质，将其置于民国初年政制转型的特定历史环境之中，通过对该派政党的成立，政纲、政策的制定，与袁世凯关系的离合，以及与国民党在民初政局中复杂政治互动的分析，展示出当时依托于议会舞台的各派政党力量的对抗、消长，以便对民初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在中国的运行状况及其历史结局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民初保守派政党同激进的国民党一样，同具在中国实现健全的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的理想。因而建党伊始，双方即全力展开政治竞争。由于同盟会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占有多数席位，以民社派为主的非同盟会议员进行了抵制，发出另组临时中央议会之议。对此，临时参议院虽予以驳斥，但同意重新改选议员。到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幕初期，．议院中党派形势发生变化。保守派的共和党议员在其中占有多数席位，同盟会在议院中势力锐减，议员数甚至不如共和党，而依违于两者之间的统一共和党反得操纵之势，谋得了议长的位置。后同盟会在宋教仁领导下，联络统一共和党等四党合并组建国民党，俨然第一大党，共和党则竭尽全力与国民党抗衡，政党格局开始朝着两党对峙的方向发展。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是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最为重要的立法活动。与同时期两派政党在内阁组建等问题上激烈的争执不同，在上述法案的议定过程中，两党之间党见较少，其争执多见于个人意见，政党在其中所起作用并不大。这表明，在政制转型之初，国内政党组织尚不健全，国人的政党理念也还十分薄弱，因而对如此重要的立法活动重视不够。不过，尽管两派政党未在此次立法活动中形成自己系统的党义，但从各议员对于各项条文的意见与态度，亦可窥见各议员从属政党的政治取向。上述法案议定并经政府公布后，民国开始实施第一届国会选举。保守与激进两派政党均认同议会是其政治活动的合法舞台，对这次选举极为重视，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致力于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围绕议会席位的激烈竞争，多少使此次选举带有西方式政党竞选的意味。尽管两派政党标榜要用合法手段竞选，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也时常掺杂其间，这使两派政党积怨更深，为即将开幕的国会及后来的运作蒙上了不祥的阴影。由于保守派三党各自为政，使得力量分散，保守派政党在国会议席的竞争中输给了组织性较强的国民党。由于两党中的有识之士均具有纳民国于宪政轨道的理想，欲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因此在对立之余，两派政党在政治上也有协同一致的时候。如在哄动一时的“张振武案”及中俄外蒙协约问题上，两派政党就曾携手合作，虽类似的合作在民初政治中并不多见，但对认识民初政党政治的运行提供了另一视角。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在即将开幕的正式国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引起旧派官僚的恐慌，导致宋教仁被暗杀，使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激化，国内政局益显动荡。而保守派的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为谋在国会内对抗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为进步党，国会内形成“保守”的进步党与“激进”的国民党两大政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当时，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朝野分殊对峙的两党政治都极为推崇，但因政党发育不成熟，缺乏政治运作的规范，加之两党人士在认识上的偏差及两者之间交恶的历史，使得国会甫经开幕便呈现出异常状态。双方为争夺众议长位置以及大借款等问题展开极其激烈的争执，耗时累月。最终进步党人谋得众议长，大借款案则不了了之。二次革命爆发后，进步党一方面站在政府一边，攻击南方国民党激烈派人士：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维护仍然留在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的合法地位，以保全国会。但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并无倒袁的实力，却给了袁世凯以解散国民党的借口，致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开。之后，进步党与袁世凯貌合神离，企图通过各种方法挽回国会的颓势，但亦因缺乏凭借而未能成功。《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即内阁对国会负责。与国民党一样，民初保守派政党也以组织政党内阁为目标。但因本身力量薄弱以及政治上的保守、稳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利乘便，附和政府，从未真正实践其政党内阁的主张，与国民党以争内阁为己任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但因与国民党水火不容，往往在内阁的组建上与国民党对抗。在唐绍仪内阁时期，共和党因唐绍仪隶籍同盟会，攻之不遗余力：唐绍仪内阁跨台后，共和党大倡超然总理、混合内阁主张，反对同盟会组阁，掀起巨大的组阁风波；对于有着官僚性质的陆征祥内阁及赵秉钧内阁，保守派政党亦极力护持。当赵秉钧内阁因“宋案”嫌疑而面临倒台时，进步党获得了入阁的机会，但组成的仍是一个新、旧势力参半的混合内阁。熊、梁虽大倡责任内阁、法治主义，但却敌不过袁世凯的强权政治，最终在其威力下，相继副署解散国民党、国会、地方自治会以及各省议会的命令。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立宪”是民初国人的共同追求，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进步党合并中的矛盾，原民社派重树共和党旗帜，并在议院中与进步党对立，在宪法起草委员的选举中，与国民党提携，导致进步党在宪法委员选举中再次败于国民党。在宪法草案的议定过程中，最初进步党态度较为温和，主张修正《临时约法》中对于总统权力限制过度，立法权力过于扩张等不完善之处；而国民党则态度激进，主张制定出一部有力的宪法以制限袁世凯，在“解散权”与“同意权”问题上不肯相让。袁世凯趁着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将其势力扩大到南方，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开始大造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舆论。进步党本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袁氏压力下，改变初衷，并运动国民党中坚议员同意。参、众两院为此召开合会，最终通过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提案，由宪法委员拟定“大总统选举法案”，并依此选举袁世凯为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坐上正式总统位置的袁世凯开始大力干涉制宪，但国民党、进步党议员占多数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并未屈服。两党中坚人物更携手合组民宪党以图抵制，正说明两党同具民主宪政的理想，但为时已晚。羽翼渐丰的袁世凯，在多次干涉宪法草案无效后，遂以国民党在南方“倡乱”为由，解散国民党，致国会停开；而宪法委员也因不足法定人数，失去合法地位，致使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后，随着帝制运动开始表面化，国会被解散，由保守、激进两派政党共同推进的民初议会政治以及依托议会生存的政党政治终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