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逐渐减弱甚至消除,各国之间广泛地联系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分工与合作方式呈多样化,且更加细致与深入。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产品内分工初见端倪,并以快速的发展步伐成为国际生产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表现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承担起特定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或工序,原先由一个国家承担整个生产过程的格局被打破。这种新型分工方式的出现带来了产品内贸易的繁荣,使得中间品进出口在一个囊括更大规模的国家间持续进行。东亚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以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获得广泛关注,典型特征为机械零部件等中间品在区域内的大规模贸易。中国主要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该区域的生产网路,为内部其它经济体提供加工组装的出口平台,成为“新三角”贸易的重要成员。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开始超越纺织、鞋帽等传统贸易品成为带动出口增长的引擎。进一步研究发现,机电产品进出口的增长很大意义上得益于零部件的频繁贸易,而中国零部件贸易的最主要国家或地区就在东亚。因而,东亚中间品贸易影响着中国的出口技术结构。本文首先研究了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的理论基础,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规模经济原理分析其驱动因素,结论为源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对解释产品内分工与中间品贸易现象仍然适用,规模经济则强化了产品内分工及中间品贸易。此外,产品内分工能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福利分配效应及产业转移效应,并通过示范模仿、竞争、产业关联、培训及员工流动等途径促使一国技术要素获得积累。基于比较优势的这种动态变化,出口贸易结构也会相应调整。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技术性比较优势的变化会作用于本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使得出口贸易品的技术附加值增加,出口贸易结构得到优化。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对东亚中间品贸易及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作了详细的实证分析。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本文归纳了东亚产品内分工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因素,然后考察中国融入该区域分工体系的比较优势,从量上针对中间品及机械行业贸易情况分析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并总结出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紧接着,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从机电产品出口总量、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Lall产品分类三方面进行刻画,而且利用技术附加值分布图对比了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基于以上对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及出口贸易结构的分析,本文利用1999-2010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测算,借助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建立模型,研究东亚中间品贸易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过差距明显低于21世纪的前几年,只是从2007年开始略有扩大；高技术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超过低技术品,但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环节,低技术产品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加值在下降；从贸易品的技术结构层次看,中国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香港较为相近,总体而言高于东盟四国；东亚中间品贸易能带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中间品进口强度越高,作用越明显,但中间品出口强度表现则不显著；中间品贸易对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正面影响高于区域内的出口贸易；细分经济体发现,东亚区域内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区域作为整体发挥的作用明显。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应加强自主研发力度,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对外来技术的吸收与转化水平,促进加工贸易转型,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同时进一步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继续引入、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更好地融入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体系,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