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古老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为动物小说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世界动物小说起源于十七世纪欧洲，我国动物小说大规模崛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文坛涌现了大批卓有成效的动物小说家。李传锋就是一位在动物小说园地里笔耕不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土家族作家。短篇动物小说《退役军犬》的问世奠定了作家在动物小说园地里的领军人物地位。长篇力作《最后一只白虎》的诞生标志着作家动物小说创作主旨的重大转型。自此，作家开始了以反映生态危机为主旨的动物小说创作。新近发表的中篇动物小说《红豺》其生态批判的力度较之《最后一只白虎》有过之而无不及。基于此，文学界称其为“新时期以来较早真正有意识地举起动物小说的大旗，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与贡献的作家。”品读作家的动物小说，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全人类生态危机的人文关怀，饱含着“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意义，体现了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生态民俗关照，这些都是作家动物小说的灵魂所在。 生态文化是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挖掘生态危机的根源，寻求解救生态危机的方法，同时将生态学的理论运用到人文学科中，对学科建设进行生态反思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生态文化实质就是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他人所未曾尝试过的或仅仅点到为止的生态文化理论对李传锋的动物小说进行深度解析。生态文化含盖多门学科包括诸多内容，本文主要选取与作家作品关联紧密的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民俗学、生态文艺学四个生态文化的理论视角，以生态文化的理论为主，民间文学的理论为辅，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对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尤其是对《红豺》和《最后一只白虎》这两篇具有明显生态意识的动物小说作生态文化的阐释。 在论文的引言部分，笔者首先回顾了动物小说的发展历程，简要介绍了作家作品，并对李传锋动物小说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在阐述了生态文化的相关理论后，笔者详细分析了作家的动物小说与生态文化的内在关联，从而为本文何以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引言为接下来的核心部分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文的主体部分笔者分别从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民俗学三个角度对作家动物小说展开生态文化解读。论文以生态伦理学所追求的尊重万物生命的道德原则为理论基点，以作品所表现的动物悲剧命运为线索，通过对以男性为首的悲剧制造者和以女性为代表的动物保护力量的分析，通过对作品中两个世界(代表和谐的过去世界，代表破坏的现实世界)的对比，揭示了作品所蕴藏的尊重自然万物生命，给予非人类物种等同于人类道德关怀的生态伦理追求。 生态美学追求整体和谐之美。自然生态是生态美学的本义所在，也是生态的核心精神所在，理所当然应当具有整体和谐的美学特征。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充满生气，和谐美丽的自然王国。然而在作家的动物小说中，这个和谐的美的世界最终却难逃被解构的厄运。是谁野蛮的破坏了这一方和谐的自然王国？是谁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基本秩序？在自然生态美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作家对和谐共生的自然界的美学追求和对破坏这种美学境界者的痛恨之情昭然若揭。 生态民俗学认为：民俗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民俗文化的生成与衍化具有明显的制约与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民俗文化在生成与演化过程中，又对自然环境产生种种能动性的作用与影响，使自然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作为一个有敏锐洞察力的作家，一个来自民俗文化传统保存更完整的少数民族居住地的作家,李传锋在其以探讨环境问题为中心指归的中、长篇动物小说中选择土家族精神层面的信仰民俗和物质层面的狩猎民俗为切入点，揭示了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二者在现行社会中所产生的关系的不协调性，揭露了产生生态危机的民俗文化根源，从而引发人们去探讨协调二者关系的文化层面的解决途径。 作品体现了作家怎样的生态意识特点？综观作家的动物小说可知，作家的生态意识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由朦胧而鲜明的发展历程。除此以外，与其他动物小说家的动物小说比较，不难发现作家的动物小说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作家以一个民族作家的自觉性不忘对本民族民俗文化进行生态关照。是什么因素促使作家作品具有上述生态意识的特点？受生态文艺学的启发，笔者从作家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所感受的自然风物，所受到的文化传统习俗的熏陶以及作家生活时代的精神氛围等方面入手找原因。归纳出“童年生境”和“生态位”对作家生态意识的形成所具有的启蒙功能和促进作用。对作家生态意识特点及成因的探讨，增强了笔者对作品进行生态文化意义挖掘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