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活方式是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一种生活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绿色生活方式变革正逐步从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转向社会主导的“集体行动”,政策效用正逐渐成为实现这种转向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政策制定者与目标群体两类行为主体分离的现实情境下,目标群体对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响应并不理想。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往往表现为单一、强势的政府行动,而目标群体的行动严重滞后,结果导致政策意图落空甚至政策失灵。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政策更多属于制定者视角的政策,而不是目标群体视角的政策。或者说,制定者视角的决策效用与目标群体视角的体验效用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很大的“效用错位”。二者的错位暗含着政府在引导城市居民绿色生活过程中出现了微观个体接受意愿层面与政策方向层面的分离,致使相关政策达不到预期的实施效果。因此,有必要从效用错位的视角剖析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解析政策对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引导效果。论文以政策效用错位为突破口,以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结合管理学、行为决策学、行为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实证研究和仿真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进行效用错位视角下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效用错位理论框架建构。从二元视角解构政策效用,将政策效用错位界定为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的差值;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企业和社会环境五个维度论述了政策效用错位产生的原因;从组织基础、现实可能性和主观动机三个方面解析了政策效用错位的形成机制;将政策制定者与目标群体两个行为主体纳入同一测量框架,构建了具有可测量特征的政策效用错位度模型;发现了政策效用错位度的异质性、非负性、对象性和内隐性四个基本属性并设计了政策效用错位度的测量流程。(2)政策决策效用评估模型的构建与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决策效用的测算。构建了包括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和政策反馈的政策决策效用四维评估模型;设计了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和政策反馈的赋值标准;从中央政府各部委网站、北大法宝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收集了1991至2019年我国颁布的447条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从颁布年度、政策数量、发布主体、主体间合作和政策类型等方面展示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基于赋值标准完成了对政策文本的量化,采用模糊粗糙集方法计算了四维评估模型中各维度的权重,发现四个维度对政策决策效用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影响权重由高到低依次为政策措施(0.304)、政策目标(0.292)、政策反馈(0.218)和政策力度(0.186);基于四维评估模型计算了1991至2019年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决策效用,实证结果显示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决策效用在波动中呈显著的增加趋势,且2019年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决策效用最高,达到3.79。(3)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的测量及其影响机理理论模型的构建与验证。在文献研究和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厘清了政策体验效用的多维概念框架,将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界定为功能体验效用、成本体验效用、社会体验效用、情感体验效用和绿色体验效用五个维度;将社会互动分解为结构特征、功能特征、关系特征和信息特征四个维度;构建了包括阶层认同、自主学习能力、偏好、象征价值关注度、规范内化、专业知识水平、社会互动等新变量的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利用正式调研数据测量了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并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的均值为3.18;在五个维度上的测量均值具有显著差异性,由高到低依次为绿色体验效用(均值为3.87)、社会体验效用(均值为3.21)、情感体验效用(均值为3.15)、功能体验效用(均值为2.93)和成本体验效用(均值为2.76);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存在7类主范畴影响因素,且它们之间存在5种典型关系结构,分别为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性,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直接作用于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通过心理授权感知作用于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反作用于心理授权感知,社会互动和推行程度、实施成本等政策因素能够调节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4)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效用错位度的计算与仿真。首先,基于文本量化测算的政策决策效用和问卷调查测量的政策体验效用,计算了1991年以来我国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效用错位度。发现我国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存在显著的政策效用错位,并且政策效用错位度在波动中呈增强态势,近三年的效用错位度约在0.50至0.60之间。其次,依据政策效用错位度测量模型和修正后的政策体验效用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利用Matlab2017b软件对情境干预下政策效用错位度的演化进行了仿真。发现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效用错位度受到社会互动和政策因素等情境变量的影响,表现为社会互动结构特征越高、功能特征越高、关系特征越高、信息特征越高、政策普及程度越高、政策执行效度越高,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效用错位度越低,均衡性越好;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货币成本越高、非货币成本越高,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效用错位度越高,均衡性越差。同时,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效用错位度与其均衡性还受到互动信息发送方选择方式的影响。在随机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中,错位优先方式下居民的政策效用错位度低于随机选择与关系优先方式,关系优先方式下政策效用错位度的均衡性优于随机选择与错位优先方式,且随机选择方式下政策效用错位度最高,均衡性最差。最后,论文提出错位容忍系数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政策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的比值;从社会互动产生规范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两个方面构建了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体验效用函数,基于问卷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对相关参数进行设定,利用Anylogic 8.3软件探究在社会互动情境下,感知便利性和错位容忍系数对城市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群体决策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错位容忍系数和感知便利性显著促进城市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此外,本研究发现错位容忍系数在低感知便利性情境中呈“钝化”现象,即随着感知便利性的降低,错位容忍系数对城市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小。(5)降低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效用错位度的促进政策研究。从目标群体、社会环境、政策本身以及政策执行四个方向,个体与群体因素、心理授权感知、社会互动与政策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政策体验和政策决策六个层面构建了降低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政策效用错位度的政策建议框架,提出了源泉型建议、枢纽型建议、助推型建议、靶向型建议、内促型建议和滋养型建议。论文有图93幅,表121个,参考文献24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