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之腹,在中国最边远的地方,坐落着偏僻、富有地域风情的城市——喀什。喀什地处丝绸古道要冲,自古以来是多元文化交汇之地,也是国内外行旅游记热衷于书写的对象。长久以来,在很多外国人乃至中国内地人眼里,新疆喀什神秘奇幻,是旅行者无限向往的“异域之邦”。20世纪初大量外国考察团、旅行家、探险家、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等打着“探险”、“考察”、“旅行”等种种幌子,频繁穿行在南疆各地,他们以各种名义在南疆重镇喀什从事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游记、考察报告等等。这些文献资料为学界考察特殊历史背景下中西地缘政治,解密西人笔下虚构或想象的新疆形象提供了文本素材。与此同时,这些文献资料犹如一面面“他者之镜”,通过批判构筑这些镜像的幻影重重的话语机制,有助于我们立足当下语境,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构建和传播良好的喀什地域形象,使之成为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视野,选择两部女性游记文本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旅行文化研究、叙事学等理论与方法,结合20世纪上半叶的特定历史语境,探讨这些女性游记文本在再现和叙述喀什地域形象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批判性分析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两位女性作家以“他者”目光,用充满异域色彩的文字再现了西方人眼中的喀什形象,为我们了解喀什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他者之镜”。论文尝试通过喀什这座边陲重镇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样貌,阐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游记的叙述主体,两位女性作者以随行家属的身份在喀什生活了很长时间,比较而言,她们的身份与探险家、传教士、外交官有着明显差别。从叙事的意义上说,两部游记文本详细记录了喀什的自然风貌、物产资源,细致描绘了当地民众的外貌、衣着、头饰、婚姻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视角的选择更有利于全景式再现喀什的自然生态与人文风情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或可为我们尝试重返历史“现场”,管窥当时喀什日常风貌,探析西人对于这一独特地域的文化想象,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对象。论文始终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立场,从批判性视角解码两部女性游记的叙述机制及其蕴含的文化意味,以辩证法的科学态度考量这些文本对于我们认知喀什地域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