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攀附秦桧到成为高宗继续奉行与金共存路线的代理者,汤思退是一个对政治形势极为警敏、手腕谙练现实的政治人物。以地缘、科场谱系等搭建人际网络的常规性要素为基础,以权力借租性附庸为重要补充,汤思退营建了自己庞大而充满复杂性的相党群体。汤思退相党群体潜伏着诸种不可测要素,这决定了所谓汤思退集团实质上是一个无坚定政治意识、松散的群体。而在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书中,政治派系的“集体趣味”与其背后的地域性“共同利益”紧密粘合,甚至成为了影响南宋初期政治转向的“隐形力量”。地域因素是学者解释政治派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若将政治集团的地域性特点直接与地域利益相关联,便会使论证分析局限于预设性理论限制,从而为研究者进一步推进对历史的认识设置一种隐形边界。这种边界使得派系集团决然相立,使我们在探究政治过程时不得不对历史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蕴意进行牺牲和割舍。主和派代表汤思退与主战派代表张浚之间的政治斗争终以张浚的罢相而告终,但张浚背后的拥有完整道德价值体系的道学群体最终赢得了胜利,这直接影响了汤思退的后续历史书写。以汤氏族谱中《岐公补传》的文本演生史反观《宋史·汤思退传》的编写过程,二者均透露出文献在“生产”历史过程中的明显的整合痕迹。《宋史·汤思退传》和《岐公补传》两种文本的整合者都试图在文献中寻找服务既定情感价值的材料,不过失去材料抢占先机和创造资格的汤氏后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相较于对既定道德价值体系提供庇护的国家权力,实力有限的族群在对“事实”的建构与维持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极其微弱的,但是族谱中所建构的历史体系已能充分满足特定群体对于先祖的期待和想象。《宋史·汤思退传》的文本演生史暴露出特定价值情感在历史被创造的过程中的渗透痕迹,汤氏后裔对先祖形象的重新建构只不过顺着相反的思路再次发挥了一种主体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