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增速的逐渐放缓,扩大内需、完善金融体系的发展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家庭作为经济社会的主体之一,家庭的资产选择与消费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与发展。家庭的投资与消费受到家庭自身与外部环境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家庭人口结构、收入与财富水平、投资风险偏好、经济环境等。从家庭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我国家庭特征由“四世同堂”、高劳动力、年轻化逐渐发展成小规模、低生育率、老龄化的特点。而这种变化会通过改变家庭投资风险态度与收入保障功能等方面,影响到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与消费能力。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我国家庭人口结构(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劳动人口占比、家庭规模)对家庭资产投资选择与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考察因果关系的动态趋势,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使用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及2017年4年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中介效应探究了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家庭的投资与消费。研究发现家庭老年抚养比通过影响家庭投资风险厌恶程度与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家庭资产投资与储蓄的分配,其中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非金融资产占比呈显著正向刺激作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呈显著负向刺激作用,特别是风险类金融资产占比,且城镇家庭受到的影响程度大于农村家庭。家庭少儿抚养比通过影响家庭投资风险偏好程度从而影响家庭的投资与金融市场参与度,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家庭非金融资产占比呈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甚至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呈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促进了家庭对股票与商业保险的参与度。家庭规模与家庭非金融资产占比呈显著正向相关,但与金融资产占比和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均呈显著负相关,同时显著抑制了家庭对股票、基金及商业保险的参与度;家庭劳动人口占比与家庭非金融资产占呈显著正向相关,与金融资产占比呈显著负向相关,而对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消费行为方面,家庭中少儿人口的数量与抚养比重显著正向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的占比,家庭老年抚养比对家庭生存型消费占比与发展型消费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后者的影响程度更大。家庭参与互联网金融均能显著提高家庭总消费水平,此外,家庭收入与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不同环境下家庭的资产投资偏好,为政府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有效借鉴。也有助于政府在家庭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了解不同特征家庭的消费偏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内需,从而推动经济稳步健康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