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中存在大量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这些术语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代表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作为文化术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和法治精神。由于法律术语带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且语义严密,因此在进行典籍翻译时,其中的法律术语翻译往往极具挑战性。费尔默(Charles Fillmore)提出的框架语义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视典籍角,为术语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框架,突出了使译文读者易于理解源语文本语义的框架构建的重要性,为典籍术语英译的准确性、透明性和可读性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汉书》作为一部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所记载的大量法律术语展现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文化。本文以《汉书》的中文底本及其两个英译本,即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译本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by Pan Ku和德效骞(Homer H.Dubs)的英译本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为语料,采用定量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框架语义学的角度探究中国典籍中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研究发现,《汉书》中法律术语的英译面临源语术语和译语语言文化之间的框架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影响译文准确性、可读性和透明性的重要因素。对此译者采用了翻译方法包括上推(chunk up)、下切(chunk down)、将隐性框架显性化、创建新框架等,这些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汉书》中法律术语译文的准确性、透明性和可读性。此外,在框架语义学的视角下,本文也针对一些译语与源语术语之间的框架不匹配的问题给出了新的参考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