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居民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家庭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单元,越来越成为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仍然较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呈现“有限参与”现象,经典投资组合理论逐渐不能完美诠释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同时,我国当前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2003年至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超过当前国际认定的警戒线0.4。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收入差异成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收入差异视角,研究背景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针对背景风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这一实际问题,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年调查问卷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家庭收入入手,将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实证研究部分,将收入风险指标、健康风险指标和住房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教育指标、信贷指标、风险偏好、幸福度以及地区指标5个控制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程度和配置比例,并进行内生性分析和模型检验,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调查问卷数据和2017年中东西地区数据进行基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的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使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探究背景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方式。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首先,除高收入家庭在收入风险指标和住房指标上不显著外,各个收入家庭中背景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低收入家庭的健康风险指标和住房指标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呈反向作用;在控制变量中,幸福度仅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显著,而教育指标、地区指标和风险偏好都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显著直接影响的同时,核心解释变量也通过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也有多条路径显著。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以下几点:一是本文对于居民健康状况的衡量指标结合了居民的客观健康状况以及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发现了不同收入的家庭中,家庭的客观健康状况和主观健康评价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敏感度并不相同;二是基于我国家庭收入不平均、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情况,根据相应文件和文献,按照收入将家庭进行分组,实证分析各收入家庭的不同,系统的探讨收入差异下背景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三是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在明晰各个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直接作用的基础上,探究背景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多种影响路径。考虑到本人的学术能力有限,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根据本文所指定的指标,低收入家庭占比最大。但对于低收入家庭内部是否有其自身的收入分层,本文并未进行研究;二是本文数据为向西南财经大学申请的家庭调查数据,数据现仅开放2011年至2017年四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主要以2017年数据为主。但近三年我国的发展仍有显著的变化,本文研究并未基于最新数据,研究结果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说明家庭当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