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开发行制度变为注册制。这意味着,投资者基于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自主判断上市公司的价值,从而做出投资的判断选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对发行者的资质不过多审查,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执法监管方式转变为事中监管、事后监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贯穿证券发行的始终,上市公司有效的信息披露不仅能充分体现公开原则,更能够保障资本市场的高效运转。《证券法》第五章规定了信息披露,包括上市公司应披露信息的情形、信息披露的要求等内容。纵观诸多国家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实行的均是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对差异化信息披露从法律规定到配套实施举措都有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已经形成立体且完备的差异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全方位差异化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的运行,不仅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提升证券市场运行效率。差异性的信息披露是现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补充,其披露出的信息仍是面向全部投资者,但就内容而言,对普通投资者采取更为简单易读的形式,使其更容易明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出的内容,而对投资机构则可以采取更为专业的披露内容。就披露形式来看,可以在已有的披露形式基础上,加入更具有时效性的线上信息披露形式,允许部分上市公司采取此种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在线的沟通,更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成本。然而现行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完全满足证券市场对差异化信息披露发展的需要。首先,从立法方面来看,《证券法》、《公司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尚未规定差异化信息披露,对其规定散见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中,立法位阶低是阻碍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在我国证券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在披露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信息披露缺乏有效性,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对差异化信息披露的标准以及差异化信息披露要求涉及的关键因素,散见的文件中也未见统一标准。最后,差异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监管规定方面,因为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尚未形成监管体系,尚未能充分有效利用监管资源,此外,在法律中未规定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执法权限,以至于实践中证券交易所可以采取的强制执法措施有限,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有限。据此,应在立法上建立上市公司差异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在法律层面上为细化规定的制定提供原则指引。并对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统一的规范标准,能够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更新规范的具体内容。另外,在披露内容规定方面,我国的差异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需要更加关注投资者的需求,以此为导向更能提升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在标准的确立方面,以上市公司的风险作为衡量因素,对风险程度低的上市公司降低信息披露要求。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披露与否、简要披露与详细披露、披露形式差异化予以细化规定,使得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更具有实践操作性。最后,对差异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监管体系构建方面,上位法需明确监管主体的监管权限以及行权依据,予证券交易所的监督权予以法律层面的保障。同时,将披露内容中上市公司的风险水平分类标准与分类监管制度紧密结合,把分类标准得出的风险结果作为分类监管的依据进行差异化的监管,并定期对监管的指标予以科学化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