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体而言，仅仅表现为以集权和分权为中心的政治关系。这里的权，主要指政治、行政资源的支配权。就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体而言，不单纯表现为以集权分权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以集权和分权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这里的权，更多地强调为经济资源，尤其是公有财产的所有权。尽管一般意义上的央地关系往往被视为上层建筑的范畴，然而，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体的央地关系安排，由公有财产所有权性质及其实现形式这一层面上加以理解，我们强调其经济基础的属性。因而，研究改革时期我国的央地关系，我们并不将其作为“上层建筑”而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加以研究，而是将其本身作为经济基础加以研究。本文力图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解答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建立所有制性质及其实现形式对央地关系具有本质决定作用的理论，以弥补现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央地关系方面的理论空白。解答该问题，遵循唯物史观，对经济史资料作辩证、联系观点的考察，依次研究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中国古代封建国家、以日本和美国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以前苏联和1949-1979年的中国为典型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央地权力结构的安排，以证明三方面的理论观点。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同，央地权力结构的特点、矛盾产生及解决的方式效果、演化规律（包括不同阶段的演化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演化）各不相同。私有制占主体地位国家的央地关系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家的央地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否作为经济活动主体被纳入广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是否作为全民所有的财产权利的代表被纳入经济基础的内涵。其次，权力集中与分散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唯一的评判依据是“生产力标准”，适合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央地权属分割就是恰当的。进一步地，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央地关系，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方面可能会变得不适应。生产力标准是判断央地政府间权力安排“集中”或“分散”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的客观标准。再次，尽管一个国家的央地关系受其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根本制约，但在央地关系的具体表面形式方面，要由历史传统与特殊的国情来加以解释。　　 第二个问题，根据上述理论，详细考察我国改革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集体、非公有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引起的央地利益关系相一致或相矛盾的方面并详细分析央地政府间两大核心利益关系，一是国有资产权利在央地间的分割，二是财权事权在央地间的分割。解答该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对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方法，将实证分析的结果从所有制的角度统一到兼具历史性和联系性的解释框架。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引起的央地矛盾，涉及到国资流失、地方投资饥渴和财税关系三个方面。乡（镇）村集体企业引起的央地矛盾，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农村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非公有制的性质引起的央地矛盾，主要在于私人资本意志对地方政治生活的渗透，涉及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相关的地方投资饥渴、重复建设两个方面。本文主张将上述矛盾性的方面看作探索全民所有制恰当的实现形式过程中遇到的暂时的困难，从而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上述矛盾性的方面。我国改革的大背景即当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单一公有制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多种所有制的存在选择了市场机制。回顾改革历程，大体是在原国有制的旁边扶植起新的主要体现为集体、私人资本的所有制成分。农村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集体资本、扶持私人资本的活动符合中央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设计初衷，是两者利益相一致的方面。　　 第三个问题，对改革时期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性质和未来的基本走势作出判断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解答该问题的基础是对前述两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对改革时期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判断是高度向地方分权，然地方处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我们主张未来的政治结构和形式要保持相当程度的中央权威，并服务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适应公有制更恰当的实现形式的要求。因而，我们所强调的相当程度的中央权威不等同于资源配置权属的简单集权，而是强调地方政府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人民授权，强调其行为要符合占人民大多数的劳工阶层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可以，也惟有中央政府才可以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因而强调中央政府在央地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权威以约束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从而约束私人资本及其意志通过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府而损害占人民大多数的普通劳工的利益。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有量的基础为保证，并主张对非公有制的发展提出一定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