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它是指生态系统所形成和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与效用,为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所有收益。近些年来,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的整合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国家公园建设是践行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保障生态文明制度落地的重要载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我国2017年9月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将国家公园定义为“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这一定义强调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系统保护、科研、教育、游憩等多重服务功能,但如何协调这些功能一直是国家公园管理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家公园管理涉及到社区居民、游客、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理论视角可以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体到国家公园内的个人行动,可以具体操作化为各个主体的环境责任行为,以求达到各主体的行为统一,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共创。而在以往研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环境责任行为的联系较少,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但研究结果却能为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因此,论文以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为出发点,以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游客为研究对象,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典型案例地,以研究主体的环境责任行为为逻辑终点,以“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游客社会价值评估、空间感知、与个人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对个人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为研究主线,试图从生态系统服务及环境行为的角度,揭示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及管理的影响机制。论文具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目标与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交代研究数据与资料来源等内容;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介绍和辨析;介绍案例地的相关情况。第二部分（第四、五、六、七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第四章,以钱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各乡镇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使用SolVES模型分析居民对公园生态系统服务11种社会价值类型的态度偏好,以及感知到的社会价值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空间分布,社会价值点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条件（高程、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不同环境价值观的子组社会价值的空间分异等。研究结果表明,在11种社会价值类型中,受访居民对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康体疗养价值表现出明显更高的偏好程度。根据受访居民的偏好程度,各种社会价值的重要性排序为:生物多样性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健康疗养价值＞文化价值＞未来价值＞生命维持价值＞游憩价值＞历史价值＞学习价值＞精神价值。在空间分布上,从核密度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钱江源国家公园社会价值热点区域呈现出两核多中心的局面。两个核心热点分别为位于齐溪镇的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苏庄镇的古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多个中心分别为何田乡龙坑村附近、长虹乡库坑、霞川和高田坑村附近。通过分析受偏好程度较高四种的价值类型与自然资源条件（土地利用和高程）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价值点与村庄、水库水面、其他林地、果园等密切相关;而且社会价值点大多分布在海拔400-600米范围内。此外,不同环境价值观的受访居民也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感知和空间分布。第五章,以钱江源国家公园游客为研究对象,使用SolVES模型分析游客对公园生态系统服务1 1种社会价值类型的态度偏好,以及感知到的社会价值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空间分布,社会价值点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条件（高程、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不同环境价值观的子组社会价值的空间分异等。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受访游客的偏好程度,各种社会价值的重要性排序为:生物多样性价值＞健康疗养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未来价值＞文化价值＞游憩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学习价值。在空间分布上,从核密度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钱江源国家公园游客感知的社会价值热点区域呈现出两核多中心的局面。两个核心热点分别为位于齐溪镇的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苏庄镇的古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多个中心分别为何田乡龙坑村附近、长虹乡库坑、霞川村附近。通过分析受偏好程度较高四种的价值类型与自然资源条件（土地利用和高程）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价值点与风景名胜区、河流水面、水库水面、有林地、茶园、村庄等密切相关;而且社会价值点大多分布在海拔400-600米范围内。人类中心主义样本量较少,且社会价值点的集聚程度较低;生态中心主义者的社会价值点集聚程度更高。第六章,以钱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使用SPSS、SPLS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在价值-信念-规范（VBN）模型的基础上探索个人持有价值（Held Value）与分配价值（Assigned Value）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提出的AV-VBN扩展模型解释了 39.8%的环境责任行为变化,这与以往研究相比,属于较高水平的预测能力。亲环境个人规范是影响居民环境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分配价值对居民环境责任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亲环境个人规范通过分配价值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意向。生物圈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对分配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利己价值观对分配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与假设不符,新生态范式对分配价值也没有显著影响。在VBN模型框架内,生物圈价值观、利己价值观对新生态范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利他价值观对新生态范式没有显著影响;新生态范式对结果意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意识对责任归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责任归因对亲环境个人规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七章,以钱江源国家公园游客为研究对象,使用SPSS、SPLS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在价值-信念-规范（VBN）模型的基础上探索个人持有价值（Held Value）与分配价值（Assigned Value）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提出的AV-VBN扩展模型包括VBN理论框架中的7个构念（生物圈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利己价值观、新生态范式、结果意识、责任归因）、分配价值构念以及环境责任行为意向。该模型解释了 26.9%的环境责任行为意向变化,表明该模型适合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研究。亲环境个人规范是影响游客环境行为意向的最重要因素,分配价值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意向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亲环境个人规范通过分配价值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意向。生物圈价值观、利己价值观对分配价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利他价值观对分配价值没有显著影响。在VBN模型框架内,利他价值观对新生态范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生物圈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对新生态范式没有显著影响。新生态范式对结果意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意识对责任归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责任归因对亲环境个人规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部分（第八章）:是全文的结论,总结研究的主要结果,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