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称为五大生产要素。数据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权力已经成为经营者谋求经济利益、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提速,我国数字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增长率已达整体经济增长率的2-3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交互融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转型发展的时代,传统经济下发展起来的法律思维、规范和规制手段在数字经济下的适用问题摆在了法律人面前。面对上述问题,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从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维度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上述两部法律成为确保我国数字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石。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的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对数字经济竞争立法与执法提出了要求,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近年来,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案例层出不穷,并呈现交易规模巨大、纵向集中和混合集中占比大和线上线下整合等三大特点,故而成为竞争执法机构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反垄断问题。数据对数字经济竞争的正负影响效应增加了竞争执法机构的规制难度,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也因此对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一是数据对相关市场界定在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地位产生了弱化作用。在数字经济下普遍存在的免费商业模式和非价格竞争现象使得替代性分析等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在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规制中不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二是以传统申报标准界定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规制范围容易产生漏报现象。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具有与传统经济下经营者集中不同的特点,在相关市场上具有优势数据经济权力经营者之间的集中行为很有可能无法引发传统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的关注。三是数据相关竞争审查的不足导致竞争执法机构的误判。一方面,数据驱动型网络效应使市场进入壁垒审查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其对传统单边、协调和封锁审查的影响也应引起经营者集中规制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重价格、轻质量的竞争审查已经无法满足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规制要求。四是结构性救济对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救济存在先天不足。对数据集实施结构性救济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数据经过算法的处理,其价值便以另外一种形式体现,即便集中各方的数据集被分离开来,原始数据的价值可能以其他形式被保留下来,故无法实现预定救济目标。上述挑战给现有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带来了一些具体问题,引发思考。第一,相关市场界定。在数字经济下,时间因素在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相关市场界定中意义凸显。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市场界定有利于公平、效率和公共利益的经营者集中规制目标分阶段实现,有利于经营者集中竞争审查及分析手段的差别化选择。故可考虑将相关产品市场区分为“集中当事人的产品同属成熟阶段”“集中当事人的产品同属孕育阶段或发展阶段”和“集中当事人的产品分属孕育或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三种情形进行界定;其次,由于数据产品是一种受技术进步影响较大的产品,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技术依赖性特征,对其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意义较大,故可通过在确定数据相关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区间限定的方式界定数据产品的相关市场;另外,传统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具有维度单一的缺陷,影响其在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相关市场界定中发挥作用,应考虑多因素综合测试的思路,根据具体案例涉及的行业特点确定相关市场界定的主要因素及每种因素的影响程度,改造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以适应数字经济下反垄断法规制的要求。第二,申报标准。传统申报标准存在维度单一和时效性差的缺陷,故应遵循以数据为主导的多维度改造思路,重新构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要求的动态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第三,审查依据。数据网络效应对市场进入壁垒的影响,在产生机理、作用范围和影响程度上与传统网络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故应成为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相关因素逐渐成为竞争的核心内容,应从“集中行为是否产生合并特有效率”“质量因素是否是相关市场上一个重要的竞争维度”以及“质量因素的严重弱化是否完全归因于集中行为引起的竞争过程或者市场结构的变化”等三个问题出发,确定质量因素竞争审查的必要性。第四,集中救济。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具有行为性救济措施趋向性,细化现有行为性救济制度和加强多学科行为性救济方法的法律化研究是行为性救济措施阻断单边、协调和封锁效应引发反竞争效果的重要保障。救济监督机制的创新是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监督管理制度替代监督受托人制度和复审制度的有效实施是其重要的保障。综上,我国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规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在立法模式上,数据竞争法律制度将经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在现阶段它可能分散于竞争法律制度的某些环节发挥作用,随着数据竞争法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它终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视角而受世人关注。二是应从增设数据等多维度相关市场界定因素、申报标准多元化、引入非价格多维度竞争审查体系和创设救济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对现有经营者集中规制制度作出必要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