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民法典均规定了无主物先占取得制度,并将其视为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之一。通过比较法考察各国立法不难发现：对于无主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或以专目对先占取得制度加以规定,或在占有制度中进行保护,或以取得时效作为占有人取得无主物所有权之基本理据,路径虽或有异,其价值取向则翕然相近。相较之下,先占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颇受争议的制度,时定时废,可谓“命运多舛”,伴随着物权理论的发展,先占取得制度逐渐得到了学者的肯定,两部物权法学者建议稿中均有关于先占取得制度的详细规定。但是物权法修订中又一次将该制度取掉,先占取得制度坎坷的历史与似乎渺茫的未来并非偶然,就其原因,主要在于立法者对先占取得制度的价值和内容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致使我国物权体系不完整和民法价值取向缺失。先占取得制度作为一种原始的财产取得方式,是动产所有权原始取得法律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中大量的先占引致的纠纷无法合理解决,这影响着我国民法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和法律体系完整性建构。本文笔者利用比较分析、历史研究以及价值衡量的方法对先占取得制度进行了一番探究,主要围绕着先占取得制度的基本理论,先占取得制度在当代循环经济条件下的现实价值和其本身的制度价值以及先占取得制度在民法中的逻辑空间、效力以及我国设立先占取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诸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借鉴国外完善的先占取得立法实践,就我国设立先占取得制度提出了若干构想,主要从主体范围、客体范围以及构成要件诸方面加以阐释,并且列举了具体条文设计,提出应该在我国《物权法》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加入先占取得制度的建议,以期对建立完整的占有制度体系乃至于物权法体系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