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翻译自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常被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译者却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翻译和女性常被置于边缘位置,这既是对女性的轻蔑,也是对翻译的贬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这个大背景下,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应运而生。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女性主义译者主张消除翻译中对女性的歧视,提倡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翻译原文本；否定了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传统等级观念,提倡原文-译文的共生关系；强调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它还涉及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为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她们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等途径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的叛逆。女性主义翻译从性别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考动力,同时也为谋求女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平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朱虹介绍到中国,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以及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开始影响到我国的翻译研究,并在中国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学者纷纷撰写文章和书籍,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性质和特点。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仍提留在理论的评介和梳理阶段,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翻译实践研究。由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传统、女性主义发展历程以及具体翻译实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女性翻译呈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种种特点。本文将首先梳理女性主义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将详细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其主要观点和翻译策略进行深入分析。然后以中国女性翻译家孔慧怡女士的《荒山之恋》英译本为例,从译者的选材到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来分析孔慧怡翻译的特点,进而归纳中国女性翻译的特点,并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进行比较,找出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揭示形成两者异同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