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理上的辽西，是联系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作为人文上的辽西，正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塞外的联系点，中原与边塞的显著分界线就是今天的长城，而辽西地区正是在人文地理上处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东部，是远古时期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区域之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北方地区的游牧文化接触的前沿。春秋战国以来，辽西地区又是中原华夏民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地带，这里也曾经是中原华夏族力量最先触及的边疆地区。先秦时期的辽西地区，伴随着古环境、古气候的演变，考古学文化的更替，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居民的构成也发生着较大的变化。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渊源与流向研究一直是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阐明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源流问题，对于了解辽西地区史前居民的相互关系，深入探讨先秦时期辽西地区复杂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甚至整个“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发展演化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即以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对象，将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对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种族构成进行全面的考察，从人本身出发，弄清该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渊源、流向、融合、分化等动态发展过程，为今后研究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继承、替代等关系提供坚实的人类学基础。全文共分为七章：　　 第1章《绪论》：对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界定。辽西地区“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虽为“先秦时期”，但年代最早的资料只是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群积石冢。同时，对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概述，并对体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子考古学及其实验方法进行简要介绍。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2章《牛河梁积石冢墓地红山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与遗传结构的研究》：通过运用统计学方法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代组进行种族类型的比较与分析，初步确定了牛河梁红山文化居民在形态特征上属于先秦时期的“古东北类型”；通过遗传学分析比较，得出在各现代人群中“牛河梁积石冢墓地红山文化居民与东亚人群特别是中国汉族人群有最近的遗传距离，二者之间有最近的母系遗传关系”的结论。　　 第3章《哈啦海沟墓地小河沿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与遗传结构的研究》：通过形态特征的观察和测量，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性类型进行种族类型的比对与分析，并运用统计学方法与各近代组进行比较，初步确定了哈啦海沟小河沿文化居民在形态特征上属于“古东北类型”；遗传学分析也得出一致结论：哈啦海沟小河沿文化居民表现出与中国的朝鲜族人群和日本人群，以及中国南、北方汉族人群具有较近的母系遗传关系，并推测哈啦海沟墓地更有可能是一个家族墓地。　　 第4章《喇嘛洞墓地青铜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与遗传结构的研究》：从形态特征分析得出，喇嘛洞青铜时代居民仅有的一例个体的形态特征似乎与古代人种中的“古华北类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并且从分子水平推测这一例个体可能来源于辽西地区古老的人群。　　 第5章《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人种学研究》：在本章中结合以往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在辽西地区先秦时期这一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深入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古代居民的地理分布及亲缘关系等相关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地区，“古东北类型”居民应该是这里最原始的土著。进入青铜时代后，辽西周边地区“古华北类型”的居民的一支进入了辽西，并逐渐代替了“古东北类型”居民成为这里的主体人群。到了青铜时代晚期，一支流动性和迁徙性较强的居民从更北的地区南下进入辽西，其形态特征属“古蒙古高原类型”，为辽西地区人种组成注入了新的成分。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古代居民的不同人种类型呈现交错分布的状态。总之，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种系成分复杂，具有多元性。　　 第6章《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古DNA研究》：首先，对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几组重要居民的遗传结构进行分析，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与东北亚地区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更为密切。而大甸子居民内部之间在社会阶层、体质特征与母系遗传方面并没有同步的关系；　　 2.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与牛河梁遗址群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发现的三例个体应该具有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型的遗传学性状，与现代东亚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比较接近；　　 3.大山前夏家店上层文化灰坑中居民与东亚人群保持着最近的母系遗传关系。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北方汉族、蒙古族以及韩国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较大的遗传贡献。通过分析其个体间的遗传关系，从分子考古学角度得出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灰坑更有可能是“祭祀坑”，而其祭祀活动多是以一个家族为单位作为人牲的；　　 4.大山前战国居民与中国南方汉族保持相对较近的母系遗传关系。　　 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有关研究的成果，运用群体遗传学分析和系统发育分析，将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尝试在中国北方这一广阔的地理范围内，重建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的遗传结构，分析线粒体DNA世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分布频率，揭示中国辽西地区及其周邻先秦时期居民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从分子水平上探讨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在中国北方历史舞台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研究结果显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较单纯，基因较单一，他们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进入青铜时代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的流动性增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逐渐增多。甚至到了春战之际，有部分起源于北亚的人群进入辽西地区，为辽西的基因多态性注入新的元素。居民来源的多元化，使得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第7章《余论》：总结了文章的几点主要收获，并对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提出一些认识。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