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日本持续施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良冲击,日本推行广泛性宽松货币政策,尽管取得一定效果,但是难以遏制日本经济衰落。为提振经济并摆脱通货紧缩困境,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续加码,安倍二次组阁后更推出了规模空前的质与量并重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施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标逐渐由应对经济危机转变为拉动经济增长及控制通货紧缩,政策施行力度也大幅增强。基于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及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日本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作用于本国经济的同时,难免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将国家经济安全作为重要的一环,判断国外因素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进而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非常必要。日本持续施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策施行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中国与日本经济贸易关系错综复杂,需要高度警惕其政策冲击。故而,本文重点通过梳理金融危机后日本步入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施行的轨迹,在剖析政策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运用S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从产出与政策冲击两个视角,探究日本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日本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主要通过贸易与金融渠道传导,而且在短期也挤压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为尽可能降低日本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向影响,中国应加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监管,继续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发展多元化贸易并完善对外贸易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