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学中，有许多诸如“诗无达诂、以意逆志、赋诗言志、断章取义、歌诗必类、诗可以兴、诗无定解、诗无定指、诗无定鹄、诗无定论、诗为活物、诗之用在我、诗随人所诂、诗无达志”等富有解释学经验与意趣的话语和命题。在当前振兴国学和建设中国解释学的呼吁中，我们不禁要问，由这些显赫的话语和命题所揭橥的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基本意义观和理解观是什么?这是爬梳和整合诗学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进而构建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国历代众多的与诗歌的理解和阐释有直接或间接关涉的话语和命题中，没有哪一个能够像“诗无达诂”这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久远的影响力和充沛的派生力，因而也更适合作为中国诗学解释学理论的标志、主线、原则和纲领。更重要的是，由“诗无达诂”及其一系列派生命题和变体话语所彰显的多元论意义观与理解观，其实就是中国诗学解释学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理解与阐释向度。本论文旨在以“诗无达诂”为研究的基础和重心——厘清“是什么”的问题；同时展开论证中国诗学关于理解与阐释的基本取向——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并大致归结出中国诗学多元理解与阐释的民族特征——回答“怎么样”的问题。　　 引论部分。在指出“诗无达诂”话语与生俱来的解释学旨趣和内涵的基础上，说明解释学理念和方法具有世界性与普适性，梳理和整合中国文化中对经典文本和艺术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思想并没有所谓“以西套中、以西释中”之嫌。而且，中西解释学在意义观和理解观上具有异质同构性，这在中国表征为以汉学为代表的“我注六经”和以宋学为代表的“六经注我”，在西方则表征为祈向作者原意的独断型诠释学和祈向多元理解的探究型诠释学。在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言意观指导下，中国经学解释学从汉代古文经学的“就经为注、读应尔雅”开始，就注重以“字求其训，句索其旨”的训诂考据方法契近圣贤本旨，所谓“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这种惟圣贤元意和本文本意是求的解释取向在清代朴学“由词通道”而追求“十分之见”的努力中达至高峰。与中国经学解释学的基本解释取向——原意观相反，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基本理解与阐释取向却是多元论，这是由“说诗者不必尽合作者”、“读诗者不必尽符乎本旨”、“诗贵寓意”、“凡他人所谓得意者非作者所谓得意也”等读者的本性、诗歌的特质乃至诗人的创作目的共同决定的。而能够作为中国诗学多元理解与阐释取向的原则、主线、标志和纲领的话语就是“诗无达诂”，对“诗无达诂”进行专题研究以及对历代相关命题进行梳理，既可以彰显中国诗学解释学的思想与意趣，也可以将寄生于中国文论和美学中的零散的话语与命题加以整合，对于构建中国诗学解释学理论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意义。　　 上篇部分。借鉴西方现代解释学的核心理念，运用大量中国诗学和美学中的相关材料，分别从哲学、美学、文本和读者四个方面对读者接受诗歌的规定性，充分论证中国诗学解释学以多元论为基本理解与阐释取向的必然性。这是完成“诗无达诂”论题不可阙如的逻辑组成部分。　　 第1章，如果不从道家的语言哲学里汲取本体的支撑，我们很难明白深受道家言意观影响的中国诗学在理解与阐释的向度上为何毅然祈向多元论。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里透出的对语言的轻视，从“道不可言、大道不称”里表现出的对语言的否定，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里呈现出的对语言的不信任，可以说，语言的表意功能一旦在哲学本体的层面上被解构，随之殃及的就是由词通道、因言求意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中国诗学由此获得了一种超越语言的信念，在理解与阐释的方法上转而求助一种无言的神秘体验和生命感悟。而且，所谓“作者有时，看者有时”，时间距离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意义创生的积极因素。最终，所有的理解都是“诗之用在我”的自我理解，所有的阐释都是“期于言志而已”的自我阐释，而所有的理解与阐释又都是“以我范围古人，不以古人范围我”的自我视域观照的结果。　　 第2章，诗歌以情为本，“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以情为诗，诗便成为非确定性的文本；以情解诗而非以意解诗，更促使中国诗学走向“诗无达诂”式的多元理解。同样，以味解诗也先天地内定了多种体味和多样理解的合理性。味之于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如水之于地，掘之愈深，得之愈多。这既不需要逻辑分析，也拒斥抽象演绎。由直觉品味而出的理解虽口不能言，却异常丰富而多样。更富有民族诗学特色的是，古人强调“兴起方是读诗”，“兴”最初就是作为用诗的方法而提出的一个具有诠释学意趣的范畴。以兴作诗目的在于“俟人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兴解诗则祈望充分开掘物象所内含的丰厚意蕴，并对象外之意作无尽的深度追求。　　 第3章，大量单音节词的自由组合、省略成分多、没有时态和语态的变化、语句间的关系缺少严格的限定、甚至没有明确的语法规则束缚，古汉语这些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语法特点使得意义的理解必需依赖读者的内运与意会。中国古典诗歌全面承续并发扬了汉语的各种优越性，其有所寓托、朦胧蕴藉的婉约之词总是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读者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不仅如此，所谓的“作者意图”在形式支配内容的诗歌创作境遇中很难得到完整贯彻，“用意十分，下语三分”的编码方式、讲究“活法”和“无定法”、对平淡、含蓄和言外之意的极致追求，所有这些“以少总多”的诗歌机制都使得读者获得了充沛的接受张力和广阔的解释空间，创作上的“诗无定形”必然带来接受上的“诗无定解”。诗歌本质上是意象化的艺术，无论是“符号之象、意想之象、人格之象”，还是特定的“语境之象”，从“象”的多义性、象征性和隐喻性来看，在诗歌的理解与阐释上其实都是“自由之象”。更重要的是，诗歌之妙，“全在无字处”，诗歌文本的空白与未定性将作者、文本和读者紧密联系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读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由此可以得到极大地挥发。还有，用典、摹拟和师法等注重“无一字无来处”的互文活动从根本上放逐了理解与阐释上的“意图论”取向，并使得诗歌的创作与接受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和对话。　　 第4章，“心所同然、人情不远、心同志斯同”以及“理在人心，古今不异”等理解的同一性构成了解释的基地和出发点，但欲“执一人之意见以概众人之心”又违背了人类经验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性，更何况人的性情、好恶、见识的差异必然导致理解与阐释的多元，所谓“人各有心，不能皆合”。“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和“世万其人，人万其心”的内外事实只会带来“人之于诗，嗜好去取，未始同也”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经验的开放性和前理解的不断丰富又让读者的理解活动呈现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粗至精的升进，这是一个越来越远离作者的意图并致使“文无定价”和“诗无定论”的过程。　　 中篇部分。这是对“《诗》无达诂”及其相关的历代诗学解释话语和命题的专章研究。重在对“《诗》无达诂”出场的时域和场域进行探赜钩沉，对其生成的特定历史境遇进行爬罗剔抉，尤其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解释思想和言意观之于“《诗》无达诂”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然后，将先秦的赋诗断章、见仁见知、孔子的“诗可以兴”、孟子的“以意逆志”和荀子的“善为《诗》者不说”等作为董氏提出“《诗》无达诂”的前理解史，将汉以降出现的多元理解与阐释思想和话语作为“《诗》无达诂”的效果历史，并以此进一步揭橥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多元理解与阐释祈向。　　 第5章，对“《诗》无达诂”出场的时域无论是持“前代说”还是“同代说”，重要的是廓清其理论蕴涵和精神向度。实际上，对“《诗》无达诂”显身的具体语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落脚点和重心应该是在后面的“《春秋》无达辞”上，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只是为了加强说服力而顺势作出的语言比对和同类归结，它们都是对某种理解与阐释儒家经典的态度的提炼与表述。盛行于汉代的灾异说和谶纬之学本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政治诠释，但在客观上却偏离了事实本相和经典原义，加重了主体自由理解与阐释的权利。齐鲁韩三家诗和古文《毛诗》皆“以《诗》为谏”，其政教比附说《诗》本“不过美刺二端”，与其说是他们在阐释《诗》，不如说是用《诗》来阐释他们，这些都是“《诗》无达诂”出生的特定历史境遇和时代症候。当然，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的则是董仲舒本人的“《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和“见其指者，不任其辞”的言意观，是其“以融求变，以变求存”的新儒学构创方针，更是其“《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的经权与常变相结合的经学解释思想。质言之，从解释学视域观照，“《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真正精蕴之处在“从变从义”，它富有远见地预防了一种过度诠释的路向，在“不失之固，即失之妄”的两极间谋求一种“不离《诗》，亦不执《诗》”、“不外乎言，亦不尽于言”的合法诠释。　　 第6章，春秋是一个言必称《诗》的时代，一个大量用《诗》的时代。其赋诗、引诗的常用方法是“断章取义”，基本原则是“歌诗必类”，解释学特征是“诗以合意”。此外，先秦“见仁见知、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多元论思想也应当是董仲舒阅读史和前理解史的必然构成，也一定会成为董氏今文经学解释观的思想底蕴。在孔子《诗》学里，“诗可以兴”为说《诗》者拓宽了理解与阐释的活性空间，而“思无邪”又给这个自由空间划定了相对的界限。其“述而不作”实质上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因此，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理解与阐释理论史必须从孔子写起。同样，孟子的“以意逆志”应该是“从变从义”的先声，荀子的“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甚至与董氏的话语表述有很大的相似性，正所谓“荀子云‘善为《诗》者不说’，董子云‘《诗》无达诂’，孟子云‘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皆古之善说《诗》者。”　　 第7章，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和文学批评自主意识的高扬，由“《诗》无达诂”演变为“诗无达诂”其实是一个于情自然、于理必然的过程。魏晋六朝是中国解释思想和方法的重要转型期。在此之前，西汉今文经学的政教阐释模式使所有解经者都沿着一个趣向作或美或刺的主观理解，东汉古文经学又集体转向通过章句训诂的语言解释方法直契圣贤元意和经典本旨的所谓客观诠释。只有到了魏晋，真正个体性的解读才开始在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玄学思潮中依稀呈现，也才有“郭象注庄子即为庄子注郭象”这样自由的解释方法和“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这样的多元解释理念。事实上，宋代诗话本身就是个人性而非群体性的理解，即兴性而非体系性的阐释，其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理解话语和解释命意。这一时期比较显赫的诗学解释学多元论话语有“诗之用在我”说、“看诗胸次玲珑活络”论、“观诗各随所得”说、“得者各以其意”论、“诗无定鹄”和“文无定论”说等等。明代主要有“诗为活物、诗维人所用、诗随触而自得、说诗者人自为说”等等，且在诗歌评点中处处践行着“诗无达诂”的多元阐释原则。有清一代，是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主义思想和理论最为深刻与繁盛的时代，汉董仲舒的“《诗》无达诂”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仿效，这既是对清季乾嘉考据学的一大反对，也是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论发展到成熟的自然结果。我们仅从“诗无定解、诗无定价、诗无定指、诗随人所诂、说诗者不必尽合作者、诗无达志、作者之意岂能必读者之意、作者未必然而读者何必不然”以及王夫之的“读者各以其情自得，各以其情遇”即可见一斑。　　 下篇部分。明代诗论家谢榛的总结集中凸显了中国诗学解释学极富民族个性的解释方法：“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原来，中国古人并不认为诗歌都是可以或需要用语言来诠解的，重要的是解读者无言地沉潜体味、悉心感悟。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可解、不必解只是强调摒弃外在的解释性言说和方法，而解读者对诗之情、意、味、神、境、韵的内在理解却同样是祈向深刻而丰富的。易言之，不可解与不必解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是祈望通过对诗歌的充分涵泳与体验，最终指向不言之言，不解之解，这反而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包容多元化理解的阐释方式。概言之，中国诗学解释学对于可解、不可解和不必解之诗，分别表现出审美主义、神秘主义和体验主义的理解特征与解释态度，这三种富有民族诗学特色的解释方式及其话语构成了中国诗学解释学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一言蔽之，中国诗学审美主义多元解释方式主要表征为-以贯之的譬喻性解释，甚至以诗解诗。而神秘主义和体验主义方式则主要通过运用大量的相关话语来达到“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理解目的和“不说破、不说出来”的特殊解释效果。　　 结语部分。对于中国诗学和诗歌解释实践中蕴藏的大量解释学话语、解释学方法和解释学思想，我们必须要有专题性的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的构想，否则，我们很难厘清散见于中国文论中的解释学理论的特征与原貌，也不可能藉此打开一扇与西方解释学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窗口。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理论体系的整理与建设，总起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正确处理好诗学解释学与古代文论、诗论、文学批评和美学的寄生关系。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中国诗学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第三，要从艰苦的文献检索入手，从细致的话语整理入手，从逐个朝代的解释学思想的耙梳入手。最后，要将历代诗歌评点和诗歌解释个案与诗学解释学理论相结合，使思想和方法在具体的解释实践中得以证实，也使诗歌解释实践中的方法与特点得以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