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关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翻译三者关系理论的启发,在总结近年来国内关于意识形态和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找到了立题的突破口。鉴于国内关于此命题的研究多集中在讨论20世纪中国翻译实践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并少有专门讨论意识形态影响翻译选材的文章,本文以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的选材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当时的翻译选材是否同样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认识到西方很多学者将意识形态的影响绝对化而忽视译者主动性,本文没有将个人的翻译选材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通过详细描述某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翻译选材,分析它和这一时期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了描述性研究方法,分别描述了东汉末年到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选材,明末清初西方科技文献的翻译选材以及清朝末年西方科技、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选材。通过研究以上三个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状况及其同翻译选材的关系,本文进一步说明了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既翻译选材必须符合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并为其服务。本文希望借此研究解释历史上流行某种翻译选材的深层社会原因,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语言符号的社会功能,并借助意识形态的积极力量推动我国的翻译实践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