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被誉为“海东盛国”，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起过较大的历史作用。研究渤海的历史与考古，对于阐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统治的中心地区更集中代表了“海东盛国”的文化面貌。本文即是对其统治中心地区之一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出土陶器的研究。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前言牡丹江流域及整个渤海的考古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初，大量工作是解放后由我国学者进行的。六顶山墓地和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清理为渤海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80 年代以来，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得到了系统发掘，渤海遗址也得以大规模揭露。考古学材料尤其是出土陶器数量的激增及大量刊布，为这一区域渤海陶器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相继出现了几篇研究性文章：乔梁的《靺鞨陶器分期初探》、胡秀杰、刘晓东的《渤海陶器类型学传承渊源的初步探索》及《渤海陶器的分类、分期与传承渊源研究》、孙秉根的《渤海墓葬的类型与分期》等。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墓葬与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综合、系统研究，按出土单位研究渤海陶器的工作仍然比较薄弱。本文将以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及墓葬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对象，对遗址、墓葬所出器物分别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以期建立起较为明确的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编年与分期。第二部分：遗址出土陶器的形制分析首先将出土渤海陶器的诸遗存的各年代组整体上归纳为六个年代组，再选取年代对应关系比较清楚的单位中的代表性器类，对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统一的形制分析。然后将上述典型器类的分类、排序结果和非典型器类置入根据遗址分组及其对应关系所得出的六个年代组中。据此，本文将前述六组遗存单位视作靺鞨－渤海文化由早至晚、顺序递进的六个发展阶段的代表。考虑到各段主要器物特征的延续性与差异性，将六段继而合并为三期，以标志靺鞨－渤海文化发展过程中更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期，为渤海建国前后，包括第一、二、三段。从陶器整体特征来看，以夹砂褐陶为绝大多数，仅有个别的泥质褐陶。器物表面除素面和磨光外，大部分器物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有的器物在肩部和腹部饰有弦纹。手制。器形主要是各种类型的深腹 37<WP=42>罐。共出有碗和缽。第一期的年代延续时间可能较长，包括了渤海建国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下限是唐王朝对大祚荣的册封即公元 713 年。第二期即第四段，相当于渤海前期。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少量。大部分器物器表经磨光。深腹罐口沿下的附加堆纹已被凸棱代替。典型器物中深腹罐继续存在，但不再是主要器形，数量也不多。此段新出现各种鼓腹罐和盆。年代上限为第一期的下限即公元 713 年，下限为第三期的上限即公元 794 年。第三期，相当于渤海后期，包括第五、六段。灰陶器成为主流，褐色陶不多。轮制陶器数量明显增多，很多器形较大的鼓腹罐、盆都是轮制的。典型陶器中，几乎见不到深腹罐。鼓腹罐流行卷沿。器盖、盘、壶、瓶、三足器等是新出现的器类，具有浓厚的中原地区器物风格。年代上限是上京龙泉府第二次为都以后，即公元 794 年，下限至渤海灭亡即公元 926 年。第三部分：墓葬出土陶器的形制分析先将墓葬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研究，然后与遗址出土同类器比较，并参照遗址分段结果，把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陶器分为顺序的两段，分别相当于遗址的第三、第四段。相应地墓葬陶器可分为两期，第一期对应于遗址的一期三段；第二期对应于遗址的第二期即渤海前期。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渤海建国前后和渤海前期，丰富了遗址陶器为我们提供的靺鞨－渤海文化演变序列。第四部分：余论将渤海陶器自身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各种器形在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这是渤海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结果。从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发展演变可以透视出渤海文化的发展和形成。渤海文化，继承了靺鞨文化的传统，也接受了高句丽文化的某些因素，中期和晚期逐步地乃至相当深刻地受到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第五部分：结语对前文的观点进行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