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梳理关于我国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索减少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方式。不同于既有文献从科斯关于交易费用的基本认识、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科斯的产权视角三个方面的研究,本文从合约选择的角度去分析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减少方式。在梳理关于合约理论的文献中,本文发现以往合约理论重视对合约监督执行费用的分析,即是在不完全合约理论框架下考察事后的协调机制,而漠视了合约缔结或者协商费用的考察。本文完善了这样的合约分析,提出了将协商费用和监督执行费用纳入到交易费用中的基于综合交易费用和交易费用的结构性的合约选择理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和论述,本文借助生产和成本函数构建了关于合约形式、协商费用、监督费用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一般合约选择模型。然后,在“从具体的交易行为研究交易费用”的思维下,本文重点考察农地规模化流转行为下的交易费用,这是与一般研究农地流转交易费用文献的不同视角,并发现了农地规模化流转合约缔结的高昂协商费用性质,从三个方面厘清了原因。在合约选择理论的框架下,本文展开了对减少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合约和组织安排的分析,包括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可能性及实现条件,以及重点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相较于农地规模化流转合约而言协商费用减少的可能性分析。本文重视协商费用在农地流转合约厘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这样的思维,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一般的农地流转(比如农户之间的土地互换)和大规模农地流转(比如连片规模化集中),这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在协商费用方面的巨大差别。根据本文的分析,协商费用和监督执行费用共同决定合约的选择,在不同的交易下这两方面的费用的比重变化,而在规模化农地流转交易中,协商费用的重要性要高于监督执行费用。我国农地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规模化农地流转高昂的协商费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农地的空间垄断性质导致要素的价值组合悖论、农地流转的禀赋效应、农地细碎化与交易频率的影响。空间垄断性造成土地要素的价值组合悖论,引起各方在协商一致上的道德风险,从而阻碍合约的厘定,进而阻碍了农地的流转。对于农地流转市场而言,禀赋效应大于一,表明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惜地情节”和高估其拥有的经营权的价值,这种土地流转供需双方之间的价格评价差异,带来了巨大的协商(讨价还价)成本,从而增加了土地流转合约缔结的费用。在目前农地细碎化、产权分散化的格局下,规模化的农地流转涉及到大量的农户个体,从而造成巨大的协商费用。这三方面的特殊性质,造成了农地流转市场相对于其他要素交易的不同交易费用性质,即是协商费用高昂。根据合约选择理论,不同的合约选择是基于不同交易费用局限,从而可以减少相应交易的交易费用。对于农地的规模化流转而言,需要农地的连片规模化集中,这种规模化流转合约在协商费用高昂的局限下很难缔结。所以,需要新的合约安排来减少这样的协商费用,在市场和公司组织之间划分出一条合理的界限,将一部分公司组织的生产配置在市场交易中,从而减少为了实现公司化运作进行相关交易(比如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实现家庭农场经营)的交易费用。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是一种可取的方式,通过具体的合约安排,从农地的交易变化到农地权利的交易。虽然不同的合约下还是围绕农地展开,但是相关的权利结构交易不同,从而规避“农地空间垄断性造成的要素组合价值悖论”和“禀赋效应”,促进农地的流转。同时通过匹配其他的机制,比如职业经理人和农业服务超市,增加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社的激励,也提升农民相较于分散经营而言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带来农地流转的激励并促进农地流出供给。本文通过第五章的案例分析和第六章的计量回归模型,进一步实证了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促进农地流转和农民收入增加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