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市化的文献浩如烟海,有从建筑规划角度单纯研究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也有从地理区位角度研究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活动区位分布的,还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犯罪、城市人口流动的,但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系统研究城市化以及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则并不多见,这就是当前城市化领域研究的基本现状。 单就当前城市化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大多借用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trade-off)来解释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其普遍结论是,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或规模经济能产生报酬递增,给生产带来不断增加的利益,但严酷的地理空间(澳大利亚人的说法)却会形成对这种报酬递增的一个天然制约,结果,这种正向作用力与负向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最优的城市化进程。其中,“经济人”拥有选择经济活动空间和迁移的自由,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信息能够做出灵敏反映,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果“经济人”权衡各个空间区位带来的报酬递增以及由此产生的运输成本的结果就内生出了一个经济体中的城市化水平,从而与城市化相关的城乡劳动分工局面、城乡差别、最优的城市规模、城市区位、城市体系的形成等都将是最优的。 这一分析视角的优点在于:第一,它将地理空间(space)这一长期被主流经济学遗弃的内容重新拉回到主流经济学当中,并运用“运输成本”这一范畴巧妙地处理了空间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巧妙地解决空间与竞争分析框架难以相容的历史难题;第二,它抛弃了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奉行的完全竞争分析框架,并启用不完全竞争(incomplete competition),从中给城市经济活动的报酬递增和效率优势在经济学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从而改变了过去新古典经济学在城市经济学问题上无能为力、对很多问题避而不谈的被动局面。第三,它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问题所给出的单重均衡分析结果,用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这一结果描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多中心城市、城市体系等问题。 但这一视角的问题是,它没有考虑一国的法律体制、政府服务、管理水平、户籍制度、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对产权的保护状态、社会诚信等制度因素对城市化和相应经济发展问题的影响,因而不能为转轨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交通条件、基础设施、自然、地理因素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也有相当多城乡两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阻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一个制度问题。比如,如果考察我国的城市化问题,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纯然的经济问题,而往往是我国重化工业战略、建国初的政治社会稳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对新生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封锁等政治目标内生出来的。这些年,我们只谈工业化,只谈工业救国,有意或故意遗忘或淡化城市化问题,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愚蠢,而反映了整个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的无能和无奈以及我们认识的有限和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