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国内学术研究的视野也逐渐拓宽到了海外。由于汉学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观点往往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其研究成果也愈来愈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译介了大量海外汉学著作。《叫魂》是一部典型的中国研究著作,其中译本1999年出版后,同时受到了学术界和非学界读者的广泛关注,因此在2012年和2014年又再版了两次。《叫魂》的接受度之高,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孔飞力对叫魂事件清晰流畅的叙事。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到孔飞力是如何使用大量中国原始史料对发生在清代乾隆盛世年间的一次突发事件进行重述,也鲜有人去挖掘,在译介到中国之后,《叫魂》的叙事是如何再现的。本个案研究首先将《叫魂》英文原著作为一种对原始档案和中国文化的翻译和再现,通过比较英文原著和史料档案的文本,尤其是副文本的内容,并引入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尝试分析有关叫魂事件的史料档案是如何在孔飞力的叙事中被再现和框定的。随后,笔者在叙事理论的框架下,又继续比较《叫魂》英文原本和2014年再版中译本的文本和副文本,试图探究英文原本是如何在中文语境下被再次框定和再现的,并进一步探讨两次对叫魂事件的框定和再现有何区别,以及这些区别背后的影响因素。《叫魂》的作者和译者作为重叙者在对叫魂事件的再叙事过程中,对文本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再现,但他们文本内外的情感基调还是会呈现出一些微妙的不同。孔飞力在重述叫魂过程中是有一些明显的情感偏向的,他会使用一些附加效果的形容词来进行事实性的描述,并且会使用一些具有情感倾向的名词进行叙述。而译者会淡化这些叙事中的情感色彩。并且中译本是由两位译者合译完成,文本内体现的情感基调并不像作者那样一以贯之。而重叙者对叫魂事件再现和框定的差异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突出体现在副文本当中,包括书封、封底简介、注释和插图。通过比较文本内外的材料,研究发现《叫魂》的英文原著和中译本都是一种选择性的再现,其不同在于英文原本的叙事是一种西方夹带着感情色彩对叫魂事件的解读,而中译本的叙事者们更倾向于将孔飞力塑造成一个客观且中立的叙事者,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两者重述的动机和立场决定的。本研究首次将叙事理论用于分析海外汉学文本,不仅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且对海外汉学的译介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