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不仅在东南亚国家间发挥着危机管控与关系维护的作用,还一定程度影响着大国的区域互动行为。分析东盟如何影响大国,可以引入“背景性知识”因素,从行为的社会背景层面更完整地阐释东盟外交实践的社会性效果,以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国际政治中的背景性知识,是国际政治行为体在某一场景中对互动将如何进行的技巧性理解,其本质是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在互动情境中,背景性知识包含行为体对互动对象角色身份的认识、对互动模式的预判、对互动特征的理解三方面要素,这些要素影响着行为体对互动对象的行为预期以及对互动将如何展开的预期,进而影响行为体的互动行为。东盟在区域互动中塑造的区域背景性知识,包含其作为区域“协调中心”的角色身份、多边内的双边灵活互动模式、渐进解决问题的互动特征三方面内涵。在中国—东盟南海问题互动中,东盟建构的区域角色身份使中国没有明确反对其作为协调者参与维护南海局势稳定,而是从主张双边互动调整为在事实上接受同东盟讨论南海地区危机管控问题,并开始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2012年东盟外长会“外交危机”后,东盟的自我修复强化了中国对其互动模式的认识,“双轨思路”的提出契合了多边内的双边灵活互动模式。此外,渐进解决问题的互动特征也内化于中国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与搁置争议的合作中。在亚太大国与东盟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内的互动中,亚太大国以承诺其“中心”地位的方式说服东盟国家加入APEC,并将APEC秘书处设于东盟国家,体现对其角色身份形式上的承认。APEC自由化进程也受到了区域互动特征的影响,“共同体”表述之争、“时间表”之争与“APEC方式”的提出一定程度说明亚太大国基本接受了渐进推动的特征。此外,灵活的互动模式同样在APEC互动中显现,“探路者方式”与推动亚太贸易自由化双路径的出现表明,多边内的双边/“小多边”互动方式已内化于APEC互动中。总之,东盟建构的区域背景性知识对亚太大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行为引导作用,使大国在地区互动中意识到东盟作为区域“协调中心”的角色身份,并调整互动策略以适应于灵活的区域互动模式与渐进式的区域互动特征。当然,区域背景性知识也会发生演变。在新的地区战略环境下,区域背景性知识的原有内涵与新环境下发展出的新内涵将一起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国际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