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适应是人类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战略，生态政策在人类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既是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者、承受者，同时也是生态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农户同时面临着环境、市场和政策等方面的连锁压力，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使其生计更加脆弱。因此，急需开展生态政策驱动下的农户生态环境变化适应性研究，以提高农户的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降低其生计脆弱性。　　本文以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遥感技术，通过对生态政策实施前后研究区植被覆盖度的对比分析，就生态政策驱动下的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进行了研究;其次，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的生计现状、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农户的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杭锦旗农户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的关键举措。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杭锦旗植被覆盖状况总体较差。生态政策实施后，杭锦旗的植被覆盖度显著提高，植被覆盖度的年际平均增长速度约为实施前的10倍;植被覆盖状况显著好转，净好转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18.83％。对植被覆盖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发现，生态政策是驱动杭锦旗植被覆盖好转的主要因素。　　(2)杭锦旗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且分布欠均衡。农户以种植业、畜牧业和打工为主要生计活动方式，生计多样化指数为2.30。不同区域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具有差异性，北部沿河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南部梁外区，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从事种植业活动的比例高于南部梁外区，而从事畜牧业、外出打工、各种工资性工作和经商的比例低于南部梁外区，北部沿河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2.23)低于南部梁外区(2.35)。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呈显著正相关，与物质资本呈显著负相关，与自然资本则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3)与2000年相比，大部分农户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好转了，并认为生态环境的好转与政府生态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其中，南部梁外区农户对生态环境好转的认知度低于北部沿河区。在生态政策的引导下，农户采取了向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改变养殖模式、减少牲畜数量、抽取地下水和精耕细作等措施应对生态环境变化。除精耕细作外，南部梁外区农户采取其他适应策略的比例均远高于北部沿河区。向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是杭锦旗农户首选的生态环境变化适应策略。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与适应具有区域差异性和空间层次性，农户对经济机会的响应影响着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与适应策略选择，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也受其拥有的生计资本的影响。　　(4)杭锦旗农户的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处于较低的状态。其中，南部梁外区农户的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高于北部沿河区;兼业型农户的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高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生态环境变化适应性的驱动因子由主到次依次为:人力能力及生计多样化程度、耕地及物质财富拥有状况、生态环境意识、基础设施条件和从事畜牧业的状况。　　(5)基于以上研究提出:提高农户的生计兼业化水平是提高杭锦旗农户生态环境变化适应能力的关键举措。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除N1外，以上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