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从政府生产性支出和“中国式分权”的视角，深入研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实际产出和就业波动的宏观效应，探讨了政府职能、“中国式分权”和经济发展方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运行机制。　　 第二章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研究具有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大小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基于中国经济数据校准的模型表明，中国当前的政府支出规模处于挤入效应的临界值之内，扩张性财政政策依然具有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由于中国政府投资-服务性支出比重已经大于其相对生产性，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章研究政府职能、“中国式分权”和经济发展方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运行机制。本文认为政府职能、“中国式分权”与经济发展方式三者之间存在循环运行机制，对该理论假说的检验可归结为：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否存在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和居民消费抑制?基于中国宏观季度经济数据，运用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产生“重投资建设、轻公共服务”的结构偏向，居民消费当期受到抑制后呈“驼峰”形态持续增加，实际产出则呈现当期增加的“驼峰”形态动态调整过程。本文数值模拟了一个含有两类家庭、流动性约束、投资调整成本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等摩擦因素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较好的拟合了上述三个经验事实。基于该模型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政府部门内部特定的激励机制才是决定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关键，“中国式分权”本身不是政府服务性支出不足的体制性障碍。由于政府部门的激励机制内生于政府职能，因此，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要实现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实现政府从“全能发展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第四章研究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中国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且偏向投资建设性支出，本文采用SVAR方法得到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偏向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政府生产性支出增加能够促进就业，但是促进就业的有效性依赖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表现在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则短期内抑制就业。基于包含政府生产性支出、投资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经济摩擦因素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较好的解释上述事实，政府支出影响就业的程度依赖于其生产性的大小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中国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通过生产性效应、投资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渠道刺激就业；然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和体制转轨阶段，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将导致结构性劳动替代，从而抑制就业；税收则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实际就业水平的提高还需依赖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　　 第五章给出全文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