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哲学的维度去理解先秦儒家思想，这本身是一个诠释问题，它所表达的是对先秦儒家思想进入当代视域的一种尝试。之所以将两者界定为诠释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与先秦儒家文本之间的确存在着历史的距离，这种距离客观上造成了人们与文本的疏远，但同时又赋予了人们以更大的理解自由;另一方面则在于理解活动本身从来都不可能完全达到文本的最初意图，其结果总是表现为将文本的思想融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基于这种诠释学的立场，本文的导论反省了目前儒家管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重新考虑了诠释过程中的边界或限度问题，这其中包括思想资源的选取、内容指向的定位、语言方式的转换等方面。在本文看来，这些问题构成了诠释是否合度的关键要素，而目前的状况表明，的确存在着将诠释无限化的倾向。因此，有必要重新强调在诠释过程中保持忠实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按照由内而外的运思路径，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管理哲学诠释，即管理的人性假设、情感基础、伦理取向和价值原则。　　在人性假设方面，先秦儒家以道德上的善恶为理论原点，通过对人性的本质、塑造方法以及目标设定等方面的阐述，发展出一整套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行为准则和控制模式。由于它注重从精神层面来开发人性中的道德潜能，强调对人性的后天塑造，并有着内涵丰富的成人目标，从而使其对人性的研究表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从形式上看，善与恶构成了人性的两极，从而演化出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对立的思想形态。但是，先秦儒家并不单纯以善恶为其立论的终极目标，而是试图通过对人性善恶本质的把握，借以寻求使人迁善成圣的方法和途径。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蕴含着对人性可塑的肯定，又都表现为积善成圣的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上，从自我塑造与外在教化两个方面提出了对人性进行引导和约束的策略，从而形成了风格迥然相异的激励机制。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恰恰符合了人性复杂的特点，有助于在实现组织管理目标的同时，满足基于人性的各种需要，提高人性的境界。其中，君子人格是先秦儒家关于人性塑造的基本目标，它意味着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存着基于管理实践而需要达到的某种共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由主体与客体的单向度关系转化为一种互为主客体的新型关系。　　在情感基础方面，先秦儒家以仁者爱人为核心，表现出对管理中人际关系与交往的明显关注，它强调在理性的引导下，通过情感的认同与协调来实现对人的管理。人不再是完全居于被动地位的孤独个体，而是有着相应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富于情感色彩的社会主体。管理的过程，是人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其中并展开其生命本质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管理的实现应当包含着人的实现，这就决定了人在管理中不仅有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能力的发挥和欲求，而且也有着基于情感的社会交往和沟通的需要，它直接体现为人的情感的交流并在其中获得满足。先秦儒家强调有仁爱之心，就必然应当有仁爱之政，它是仁爱之情在管理领域合乎逻辑的展开，其中以民为贵构成了管理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先秦儒家那里，仁爱是与社会等级制度相联系的，它一方面体现出管理中的原始民主与人道主义，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与等级秩序的内在紧张。因此，如果能够在去除历史杂质的同时，揭示出这种人道主义的依据和实现机制，那么对于今天我国的企业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完善，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而对于西方管理中出现的向亲密型人际关系的回归，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伦理取向方面，先秦儒家强调为政以德，显然是一种伦理政治型的社会管理哲学，其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他人的示范与教化，促使人们合乎规范地生活。就管理者而言，一定的道德品质与管理能力是其人格与身分地位正当性的基本条件，从而决定着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在先秦儒家看来，作为管理者，既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又要有对自身道德主体性的高度自觉，这对于反思当代管理实践中管理者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倾向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指引价值。同时，在具体的管理中，与西方凭借科学来建构组织秩序的做法不同，先秦儒家更为关注伦理道德对秩序的作用，他们从伦理道德与礼仪制度两个方面展开论说。其中，前者既是人内心的一种伦理情感体验，又是人对自身主体性的理性自觉;而后者则是一种软性的规范形式，其意义就在于教化社会生活中异质的主体道德状态。就此而言，先秦儒家所要实现的是以道德秩序为支撑，兼顾外在规范约束与内在心灵提升的管理方式。这一方式的提出，既与先秦儒家人性可塑的思想有关，又源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仁爱情感。　　在价值原则方面，先秦儒家主张管理的整体和谐，并以此来促进效率的实现。简单说，和谐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多元因素及其关系地融合统一以实现生生不息的目的。在现代管理中，由于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更为复杂、专业分工所形成的关系更为多样化，从而使组织目标的实现更为困难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和谐的价值及其未来意义也就更为突显。它不仅是组织融合统一内外环境的各种有利因素以达到积极效果的价值指引和具体方法，也是一种规避未来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的策略。如果说现代管理更倾向于运用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消除影响管理目标实现的各种障碍，那么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带给管理者的则是一种艺术和美学，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但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也正是先秦儒家和谐价值观所呈现出来的当代意义。　　总的来说，从上述四个层次展开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诠释，是为了突出其思想内容的整体性，从而避免由于过分专注于西方管理学的认知方式而对其进行任意分解。毕竟，中西方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思想的分类方式，将先秦儒家思想作任意分割，那么无疑只是对西方管理思想的简单模仿或复制，也就根本不能体现出它的思想品质和独特内涵。反之，如果能够从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出发，进而从先秦儒家思想中开拓出富于独特性的回答，那么先秦儒家思想就不仅在理论上是中国的，而且在实践上又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