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文学，不同的文学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严家炎先生说：“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也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为这是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拥有形成不同地域文化的客观条件，众多不同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也证实了区域文化的重要影响。如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而位于金鸡鸡头部分的东北地区，因其土地贫瘠、文化滞后，很多人认为东北除了大碗酒、大碗肉，就是蛮荒一片，根本无文化可言。本文就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以萧红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为中心，分析其在东北文化影响下的独特性。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萧红小说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客观叙述。这部分主要从环境特征、文化民俗这两方面来着手分析。环境特征方面，主要突出寒冷与落后，发现了萧红小说中的独特意象空间——“炕”。在文化风俗方面，主要分析了萧红小说中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婚丧习俗和节日风俗，以此探讨萧红小说的地域烙印。第二部分主要探讨萧红对东北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国民性”的思考。在鲁迅小说中，我们看到了顽劣的国民性，看到了鲁迅对其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萧红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独特的“东北国民性”，看到了萧红对其麻木、愚昧、奴性的深刻揭露与批判，看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由“中心”向“边缘”的辐射作用。第三部分探讨萧红小说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矛盾的故土情结。分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矛盾的故土情结”两个小节进行论述。“矛盾的故土情结”又分“逆子的逃离”和“游子的眷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