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宪法开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紧随而来的是我国宪法学对合宪性审查主体、对象与程序的研究。在此之前,我国宪法学注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研究,较少对国家与国家机构开展研究,导致宪法主体与宪法关系长期缺席宪法学,这都不利于对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研究。民法典的出台更是加剧对宪法基本法地位的冲击,宪法学有必要借鉴民法学理论来完善自身并统合民法学,于是借鉴民法学理论研究宪法主体与宪法关系,尤其是借鉴代理理论研究宪法地位重要的国家宪法代理便有了必要性。但宪法学没有借鉴民法学的经验,而临近学科行政法学具备条件,于是从公法变迁角度为宪法学引入民法学理论便有了可行性。公法学虽提出“平衡论”与“服务论”的变迁方向,但并未排除原有政治权力术语。政治权力的形式主要有人民享有主权、国家享有主权、民选代表享有政权、政府享有治权以及公务人员享有职权。借用民法学的监护理论,由于国家、政府及其部门是宪法确认的拟制法人,拟制法人是无行为能力人,创建国家、政府及其部门的人民便是初始监护人,人民委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门首脑担任上述主体委托监护人。借用民法委托合同理论,人民委托政府维护公共利益、民选代表具体界定公共利益。借用民法委托代理理论,国家代理不能经常出场的人民通过适用宪法维护人民利益,政府部门与公务人员代理政府从事领域广、工作量大的治理事务。于是宪法便包含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首要内容是为国家这一拟制法人设立宪法代理,于是本文研究的国家宪法代理便在理论上有了存在空间。合宪性审查来源于宪法与法律的分离,即人民与作为立法者的民选代表的分离。国家为维护人民利益代理人民对民选代表制定、即将在人民与政府间生效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对民选代表不符合宪法原则的立法行为追究其宪法责任。作为国家监护人的国家宪法代理,代理国家实施合宪性审查,依据宪法作出裁断,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即实施宪法行为。于是合宪审查权成为国家宪法代理区别于立法者与政府代理的核心要素。比较法上较多将代理权委托给精英,并倾向于法律专业人员,这也证明国家宪法代理客观上存在。我国宪法名义上将其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人民委托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更适合被确认为我国的宪法代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协助下治理国家,但人民、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常委乃至党员、党委人数众多,如何形成统一的意见以保障国家宪法代理的产生与运作,便需要借助民法学决议行为理论。组织中的决议行为是由组织成员事先约定,由受其委托的每个决策人员作出意思表示,在形成多数意见的条件下,选择该多数意见拟制为全体决策人员的意思表示,表达至相对方。国家宪法代理产生与运作都离不开宪法决议行为。人民委托中国共产党代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决策,人大及其常委会从事立法行为须经中国共产党合宪性审查方能生效,这些宪法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均是通过宪法决议行为实现的民主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