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8日,中央政府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法律层面承认了“网约车”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同时,中央政府提出网约车的“地方属地化管理”原则,将政策细则制定权交予地方政府,并敦促各地政府在2016年11月前出台并执行相关条例。本研究以“网约车新政”这一公共政策议题为研究对象,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路径,选取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期间的426篇相关媒体报道与250条《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相关报道评论,分析网约车新政议题中各类行动者框架,比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框架差异,重点考察议题框架在行动者之间的流向,兼议媒体在流瀑效应中的角色与责任。研究发现:针对网约车新政议题,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框架定义和价值判断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出现了框架竞争的局面。其中,政府及政府官员作为政策制定者,整体上倾向于从“合法化监管框架”定义政策,在政策细则的制定上,中央政府不仅赋予新政框架浓厚的民本色彩以强化其共鸣效力,还主动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号召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以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而地方政府在具体细则的制定中,将中央宏大的框架具体化,赋予其地方特色。相比之下,社会精英阶层对网约车议题的意义构建更为多元,“合法化监管框架”、“市场/行业竞争框架”、“民生框架”等框架在精英信源中占比相当,此外,精英阶层中明确出现的反对观点使议题争论成为可能。网约车企业通过强调地方政策与中央精神相悖,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人民出行便利的后果,利用惠民、公平、歧视等引发强大共鸣效力的文化价值观,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市场/行业竞争框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所引用的“合法化监管框架”之间达成了一种框架均势。普通民众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渠道的话语表达差异明显,传统媒体中的民众最常使用“民生框架”,而微博平台用户中持“新政无效框架”的最多,差异背后体现了传统媒体报道中的信源身份固化与新媒体话语赋权后的表达失序等问题。恩特曼对“流瀑效应”的研究基于911事件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而在我国特殊的传媒体制下,网约车新政作为一种低门槛的公共议题,其间的流瀑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美国对外议题的传播中,议会精英与专家之间的争论使流瀑进一步向下传播成为可能,而我国媒体作为“党领导下的媒体”,其“上传下达”的责任推动媒体跨过精英阶层,与政府直接相联系作用,不同性质的媒体在框架偏向和报道立场上保持了与政府的相对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媒体发挥了“属地化管理”的职能,扮演了根据中央精神监督地方政府政策施行的角色。在精英争论出现以后,尽管媒体出现了对反对派精英信源依赖的情况,但这种反对争议并未被盲目放大,而是被牢牢把控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新媒体环境下,民众身份经历了从“受众”到“用户”的变化,社会化媒介打通了流瀑动力渠道,成为帮助民众观点向上传达的新“水泵”,尽管新型动力机制下民众表达无序化和情绪化问题凸显,但它撼动了传统流瀑中行动者之间的权力格局,促进了公共讨论理想的实现。媒体报道中呈现的不同行动者对政府主导框架的偏离,侧面印证了媒体并非是完全被动接受政府宣传的容器。媒体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作为社会意见表达的公共论坛的可能性,但同时,媒体也是框架构建的行动者之一,从其报道的体裁、对信源的引用中可以瞥见媒介组织的态度和立场。新媒体时代,媒体工作者应该重视网络舆论的表达与传播,加强对其的监督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