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科学管理不断发展形成合理化运动;西方行政管理研究进入了正统时期并得到长足地发展;西方各国随着政府职能地迅速扩展,也纷纷在国内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而这些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管理学发展都强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列强入侵国内战乱不断的困境,在这样的国际与国内背景双重影响下,中国的工商界、致力于改善政府管理的学者与官员以及南京国民政府都审时度势地对此做出了相应地响应。本文首先从民国时期行政效率的理论研究与运动的背景出发,探讨科学管理与行政效率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并历史地考证了中国工商界将西方先进的效率主义应用到自身管理上的三个民族工商企业的典型案例来说明其对当时中国行政界的先导示范效应;其次系统地考证了民国时期行政效率的理论研究并着重分析了当时有识之士以及学者对于行政效率理论研究的三方面特色,即以引进为主的行政效率研究、行政效率研究量化标准化和以行政效率运动为依托的研究;进而较为系统与全面地考察探究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时局与内省的双重动力下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及其在该运动的带动与影响下掀起与开展的工作竞赛和行政三联制;最后,笔者主要从行政效率的理论研究与运动为西方新兴的行政学在中国得以有效地引进和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官员和学者共同探讨实际行政问题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为我国行政研究开创了以实体求发展的道路;特别是为高校行政学科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等历史性贡献方面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