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建设的日趋完善,公民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被送至法院以求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然而,由于诚信等社会观念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的脚步,遂导致虚假民事诉讼的滋生。当前,对这类案件的规制措施既有因力度不足导致的违法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也存在虚假诉讼罪矫枉过正的问题。由于虚假民事诉讼行为人之间的合谋,捏造法律事实,虚构法律关系,致使这类案件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极高,对这类案件的识别和有效规制的难度也极大,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不得不正面的现实难题。新《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以及此后一系列相关文件的施行对识别和规制虚假民事诉讼有着重要意义,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对虚假民事诉讼的理解各异,各地人民法院依据自身理解所出台的认定标准五花八门;法官在当事人主义下所处的被动地位以及行政化的司法体制致使他们在面对虚假民事诉讼时忽视了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行使;加上诉讼调解制度被行为人恶意使用,虚假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屡屡得手。侵权之诉以及侵权赔偿制度的缺失使得虚假民事诉讼行为的违法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利差,行为人为了巨大利差甘冒风险之时,《民诉法解释》对欺诈、恶意串通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规定却在背后拔高了对虚假民事诉讼的认定难度,过宽的出口使得违法之后顺利脱身者比比皆是,漏网之鱼的出现无疑增长了虚假民事诉讼的气焰。《虚假诉讼罪司法解释》的出台试图改变这一局面,但“先刑后民”的办案思路又使得虚假民事诉讼被一股脑推向刑事程序,刑事程序“久审难判”的常态使得权益被侵害者的合理救济变得遥遥无期,规制路径再一次偏离。立足于此,本文首先对虚假民事诉讼的内涵、虚假民事诉讼与近似概念之间的区别加以明晰,进而对虚假民事诉讼的成因和社会危害逐一分析。针对识别难的问题,从司法实践出发,挖掘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沿着统一识别标准、建立入口审查机制、完善法院工作机制等脉络逐步推进;针对实践中出现最多的几类虚假民事诉讼逐一分析,从理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不同角度归纳出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实质有效的识别方法。面对规制难的问题,立基于当前立法规制的现状,从现状中找问题,从问题中寻答案。从证明标准、法官调查取证权的强化、侵权之诉制度的构建以及民刑规制衔接的完善等角度针对性的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