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建筑“非进化”的判断,长期以来,成为严重困扰中国古代建筑史叙述的重大障碍,在本土话语体系内解决这个问题亦非轻而易举。钱穆先生曾说,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我们过去习惯以古代建筑技术史的角度,从其他分类史中将其剥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研究,那种把遗存、典籍或出土器物按照编年顺序不分轩轾地罗列依次描述一番的传统架构显然有着致命的缺陷。要确切掌握建筑变化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弄清建筑究竟为何存在而非如何建造时,就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本文尝试透过宋代社会“二元结构”的阐释模式,探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建筑转型的深层因为,以《清明上河图》等两宋绘画、郑樵《图谱略》的“用图观念”与李诫《营造法式》的“图学实践”为考证线索,研究在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建筑转型的根源与结果。哈耶克强调的试错过程中的“自发秩序”与“制度设计”因素在两宋建筑转型模式中,孰因孰果?孰主孰次?或者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能?即“适应性进化”的结果,这是本文探讨的焦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宫崎市定认为,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在各种新范式确立的同时,其根基始于观察和内省的努力,使宋人在“破”与“立”的关系上进入到一个自觉时代,因而对两宋建筑转型问题的研究在此有了一层特别的意义。　　 梁思成先生曾预言,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近现代以来中国建筑的转变形同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如同没有古希腊的文明成就,西方的文艺复兴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工业革命更不至如此的顺理成章,因此,实事求是的探究中国传统建筑变化背后的深层因为,对于过去、今天与未来本土建筑文化核心价值的建构,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史学意义。目前,国家处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大规模转型与复兴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有新的史学研究成果来重新定位建筑文化的身份问题。只有逐步提炼、丰富与完善本土建筑的“文化资本”积累,才能奠定中国建筑走向未来的坚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