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算法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但新技术在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如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社会问题,而传统的法律规范对于算法自动化决策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能进行有效的规制。基于此,国内外学者试图构建新型权利以规制算法自动化决策造成的相关问题,诸如算法结果拒绝权、算法解释权等。算法解释权即指自动化决策结果对相对人有重大影响时,相对人可以要求决策方进行解释,乃至出异议要求决策方更正错误的权利。也有少部分学者将算法解释权称为算法解释请求权,但由于算法解释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学者出并引起讨论的,因此国内大部分学者仍将其称为算法解释权。算法解释权可以破解“算法黑箱”,高算法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限制算法权力,要求决策方为被决策方供相关解释,从而保证其可责性。2021年底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表明了我国对于算法相关问题的重视,该法第二十四条在一定程度上对算法解释权进行了表达。大部分学者认为以第二十四条为核心的相关条文构建了中国版的算法解释权,但是条文表达比较含糊,表现在算法解释权的权利主体、客体范围有待厘清,解释的内容仍然存在争议,对于解释的时间、解释的标准等主要内容各学者分歧较大,同时该权利的行使条件规定得也不够明确,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算法解释权的明文规定不失为中国法治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想要将其应用于实践还需要完善,需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已经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但算法自动化决策过程涉及多个主体,可能需要根据算法自动化决策过程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阐释。目前而言,亟须对算法解释权的主客体范围、行权条件、解释机制、责任分配以及其他权利运行制度进行梳理,推进算法解释权本土化的完善和细化。基于此,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等进行深入分析,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为核心,展开对中国版算法解释权规则的探讨,结合相关成熟的研究成果、域外经验以及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出关于算法解释权规则的完善建议。在主体方面,应当扩大算法解释权的义务主体范围,限缩算法解释权的权利主体范围,明确目前的人工智能算法还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在客体方面,应当结合当前算法解释权制度的研究现状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行权条件、解释标准等,则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出更加明确的完善建议。针对算法解释权的责任分配,在更加考虑权利实际运行的基础上对目前的法律规定出进一步优化的建议。算法解释权作为一项确保算法透明性的权利,是破解算法黑箱,抑制算法权力的利器,算法解释权研究对于现今这个算法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