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小说家群是活跃于清末民初文坛的一个重要群体，文学成就显著，严芙孙认为其成就足以与“苏派”作家相匹敌。本文所称扬州小说家，作为单个的作家，读书界并不陌生。其代表人物李涵秋以其《广陵潮》等社会小说，享有“第一流大小说家”（郑逸梅）的美誉，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教授则称李氏为“社会小说现代化之传人”；毕倚虹以其《人间地狱》推动了狭邪小说的人情化，当时享誉海上，长期成为上海市民的“樽边谈片”；王锺麒的小说史理论亦颇有建树，文学理论史家王运熙、顾易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称其著述为“我国第一部有意识编撰的小说史”；程善之则的短篇小说得到现代文学史研究学者陈平原、袁进的高度评价，甚至认为其小说在“艺术上可以与五四新小说比肩”。但是，这些作家只是被作为单一的个体被评论，被了解，从未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整体被观察。当我们将这些作家按其原生状态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扬州小说作家群，不仅创作成绩突出，而且他们的文学活动时间相对集中，维系这个作家群体的“纽带”也具有时代的地域的特色。不仅如此，这个作家群的文学历程，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指标性意义。他们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初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他们从沿江的半新半旧的城市（扬州）开始文学活动，中经政治文化热点城市（武汉），最后融入较为现代的城市（上海），实现了内地沿江城市文人的现代转型。因此，创作时间前后长达30年，贡献了几千万字作品，上千部小说的这批小说家，已经构成现代文学史上有意义的现象。这一作家群体的生发及创作，亦有其独特的价值。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欲在此方向作一些拓荒的工作。本文上下编分别就群体与个体展开论述。上编对扬州小说家群的生发和创作进行整体把握；下编以作家论的方式，对学界认识尚不足的扬州小说家中有代表性的个体作出基本的学术判断。清末民初的扬州小说家实现传统读书人向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是时代语境、地域文化和沿江传媒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废除、民族革命兴起的社会历史语境撼动其身份与思想，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不绝地为其提供创作材料，沿江、沿海强大现代传媒力量把他们推上了文坛。扬州小说家的生发既是时代召唤，又是传统在现代语境中被激活。从沿江到沿海的活动空间与路径，必然让他们汇聚于海上文坛。他们在上海通过自己的报人活动和创作实践，丰富了与变动了海上文坛的格局，成为区别于苏州及其它地区作家群体的重要文学力量。民初扬州小说家群体重视小说“救国、济世”功能，也不偏废“娱目悦心”作用。出生地与交通条件决定了他们的视界是沿江城市，其叙述的故事也源于这些地区。他们将言情、历史、狭邪等元素整合进社会小说，对社会小说类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关注沿江城市社会生活，记录沿江辛亥革命情状，揭露腐败的民初政界，抨击连年混战的军阀，反对专制独裁，拥护民主共和，充分表现了民主知识者的政治倾向。他们也揭露旧家庭制度的危害，反对包办与买卖婚姻，主张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显示了在社会生活方面意识的现代性。对于社会生活的现代性问题，他们既非简单的西化派，也不是简单地固守传统，而是试图折中传统与现代，在小说中，表现为力图调和个人的爱情与家庭的冲突，往往乐于叙写个人爱情与父母之命的巧合，达到他们伦理维度上不废纲常而又适应现代要求的一厢情愿。表现在女学生形象塑造方面，亦新亦旧，既有东方美德又有现代个体性的理想女性是他们心目中的女性“模范”。作为身经历史巨变的知识者，他们对时代历史的冲击有着深切的体验，因此，他们作品中民初不同类型读书人面对世变反应的丰富与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作为知识者，他们的人道主义倾向也不难在底层女性和劳动者悲惨生活的叙事中发见。作家论部分重点论述贡少芹、李伯通、王锺麒、程善之、毕倚虹、张碧梧六人。贡少芹小说的中长篇，关注民初时政，有强烈的爱国进步意识，在小说叙事描写中通过鲜明的社会政治意识试图干预社会人生方面，堪称早期扬州作家的代表；社会小说之外，贡少芹写有大量的笔记小说，他的笔记小说以实录著称，不仅具有新闻的即时性、真实性，犀利爽快，且不失幽默滑稽，笔记小说这一传统体裁，在他手里，获得了较强的文学性，深受读者喜爱。李伯通早年擅诗文，李涵秋亦曾为之倾倒；李伯通的小说《丛菊泪》转受李涵秋指导和影响，从以诗文获得承认到致力于现代文类小说的创作，从因诗文受尊敬到向他人学习写小说，李伯通的遭际印证了扬州文人的现代转型。《丛菊泪》的叙述时间从清末一直到1926年国民政府建立为止，展现了内地在军阀混战时期的情状。他的小说中的革命与恋爱，对李涵秋的社会小说《广陵潮》的模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王锺麒、程善之都做过经学功夫，烙印着传统文化的深深印记。他们是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其在文坛活跃的时间短，因革命而起，也在革命退潮后或亡或隐，他们与革命的复杂关系，显示了扬州小说家群与时代社会纠葛的复杂性。他们的小说大旨在救亡图存，他们积极干预社会现实，鼓吹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他们把小说当文章来写，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出了贡献。程善之的短篇小说无论在创作题材的拓展，短篇体式的探索方面，均走在时代前列。王锺麒的小说理论既借重西方现代思维，又取资源于传统，力图融汇中西不同言说，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寻求理论话语，其贡献其意义需要认真估价。“扬派”通俗作家以独特方式融入海上，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内地作家走向都市、走向现代的一个典型案例。毕倚虹、张碧梧是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代表。他们接受过新式教育，不像前辈那样钟情故乡风物，而是积极融入海上。他们经验的上海生活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和不竭的创作源泉。在竞争激烈的大上海，他们尽管视卖文为生为苦，却也成就于卖文为生，赖笔底耕作，他们跻身于上海的中产阶级，这样的人生经历，是新一代扬州小说家的人生样本。他们的作品不弃游戏休闲，但更多将心力投注于中产阶级“生活的破绽”和“苦恼的家庭”，他们也没有放弃知识者的责任，关注底层而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情怀。他们的作品呈现了百姓众生“为生活”的样式，在反映市民生活的百态中未尝没有“济世”觉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