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政权灭掉西夏王国之后,西夏遗民及其后裔,成为西夏文明最重要的遗产。唐兀崇喜(1300-约1372年),也叫杨崇喜,是蒙元时期西夏移民后裔的杰出代表人物,其编纂的《述善集》较详尽地介绍、收录了其家族生活、文化变迁的历史,不仅作为其家族“祖遗藏书”在其家族内部备受珍视,也成为存世的蒙元时期西夏遗民活动的珍贵文献资料。《述善集》收录的诗文显示,唐兀崇喜及其家族在蒙元时期的社会生活层面,既存在诸多的文化困惑与忧伤,也有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与价值诉求。笔者,对唐兀杨氏的文化立场与价值诉求,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唐兀杨氏家族文化早期受到蒙元强势文化影响较深,文化归属意识较为模糊,表现在祖籍、族属、姓氏等基本信息认知方面,其家族与学术界存在较多分歧。笔者认为,应基于尊重与理解唐兀崇喜及其家族文化立场与价值诉求的学术原则,结合深入了解、把握蒙元入主中原时期的社会政治文明与中原生态文化予以揭示与剖析。譬如说：唐兀杨氏家族长期混同使用双重姓氏的现象,就是其主动适应蒙元社会、政治生活的表现。第二,唐兀崇喜及其家族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提升的过程。受蒙元重大战略政策调整的影响,唐兀杨氏家族进入中原生活初期,以全面汉化、封建化作为开端,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婚姻关系等方面逐步融入了中原乡土生活,但在汉化到一定程度后,以唐兀崇喜为典型,主动选择以儒化巩固汉化成果,以儒化超越汉化,并借此途径拯救了家族命运,推动家族文化走向卓越。这个过程,提升了唐兀崇喜及其家族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内涵。第三,与蒙元王朝行“汉法”施“儒治”所谓的“王道”政治相比较,唐兀崇喜及其家族“向儒”更注重内涵建设。唐兀崇喜及其家族以儒学“仁爱”思想与理学“善俗”理念,修订“龙祠乡社义约”,进行社会习俗改良；倾全族之力兴办学校教育,创建“崇义书院”,致力于人才培养和社会教化,脚踏实地,勤勉躬行,取得了显著社会效果。相对来说,蒙元行“汉法”施“儒治”,则反复、‘迷离,实效不著,实质上是不究“仁道”义理,实有“霸道”立场。第四,唐兀崇喜及其家族在蒙元时期,逐步融入华夏民族,不仅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更是文化优化整合的魅力展现。唐兀崇喜及其家族作为西夏遗民及后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参与蒙元社会政治过程中,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唐兀崇喜率先儒化成功,进而推动其家族习“儒业”、崇道义,齐心协力改良社会习俗,致力于社会教化而建功立业,他个人不仅成长为社会精英,也引领了其家族文化演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