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清代文献《刑案汇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史真实个案的分析、解读，来说明古代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的普遍性及其考虑的情理因素，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价值。　　首先在引言部分提出对古代司法官自由裁量的理解。正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史料统计说明司法官自由裁量运用的普遍性，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刑案汇览》和《大清律例》的简要介绍。《刑案汇览》是由任职刑部两代老吏历时数十年编纂而成的，是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官方司法档案，具有的史料价值是弥足珍贵的。主要案例来源包括:说帖、通行、成案;与《刑案汇览》中案例在时间上所对应的法律是《伏清律例》，是中国最后一部封建法律。二是案件处理分类。以案件判决结果与法律的关系为划分标准，将其分为依律例处断、待进一步处断和比照律例处断三类。依数据统计，比照律例处断的案件占了相当的比重。很多案件是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司法官根据案情，权衡情理，比照律例处断。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文中结合《刑案汇览三编》记录案件的事实，分析古代司法官断案过程中影响其裁量的情理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1.引用“情理”分析例义。这里的“情”主要是指案件具体情节。在古代，相似的案情会得到不同的处罚结果。因为古代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绝不会不加分辨地僵硬适用某一条法律，他会细心地区分此案件与彼案件的不同，分析案件的特殊之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古代司法官要么分析例义，选择他认为合适的律例处断;要么自主加减等次改变法定刑，作出他认为适当的处罚。2.宗法伦理因素的影响。古代社会宗法伦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入与人之间的身份、地位的差别。儒家伦理思想对法律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立法领域。在法律中确定不同身份、地位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儒家伦理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又不仅仅在立法领域，也出现在司法实践领域。司法官在断案的过程中考虑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处断案件，某些案件当事人仅仅因为其身份、伦理就被处以刑罚或者加重处罚。3.实质正义的追求。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维护封建伦理的工具，情理有时候可以超越法律。司法官心目中的正义则是“天理”，方式是达成“合情合理”的判决。正是出于对“理”的追求，古代司法官自主突破法律规定处断的案件屡见不鲜。4.社会习惯的遵从。社会习惯是某一团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观念和行为，为大家普遍接受并奉行。司法官在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可能忽略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而绝对执行法律。文中通过案例，说明社会风俗习惯也是影响司法官裁量的因素之一。当社会习惯和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司法官往往会在考虑社会习惯的基础上援用儒家经义处断，不盲目按照法律处断，以求适应社会，得到广大社会民众的认可，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5.司法官的同情心及主观好恶。通过分析案例，可以看到:案件最后出现与法律不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审理案件的司法官对当事人的体恤之情或者是其主观好恶。这种体恤之情或主观好恶，产生在司法过程中，不是出自立法者，而是来自于处理案件的刑部官员。　　第三部分简单分析古代司法官运用情理自由裁量的原因和作用。原因主要包括:1.立法层面的原因。法律的规定以及例的大量增修为自由裁量提供了立法上存在的依据。2.思想层面的原因。儒家无讼思想以及情理的具体性对司法官的影响。3.司法的目的性原因。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司法隶属于行政，在这样的体制下，司法官既作为“法官”同时又作为“行政官”，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在案件当中的是非曲直，同时也要考虑在其任上该案解决后的长远效果。　　作用方面则主要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首先从一个古代司法官王毂严格按照法律处断酿成悲剧的案例出发，来看司法官运用情理自由裁量的价值所在。总而言之，司法官运用情理自由裁量的广泛存在，不仅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正义，而且通过司法官的活动影响到整个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古代司法官的自由裁量还有着许多负面的影响。如在很多具体案件中，古代司法官为了直接实现结果上的公道，借诸情理因素，牺牲了法律的普遍性，不仅使得一种高度复杂的法律专门技术体系始终没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就情理本身而言，任何情理，和国家正式法律相比较，只是一种非规范性的存在，它的运用，就很可能给司法官们提供一种随意解释、出入人罪的工具或者手段。情理的讲究本身也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控制。　　总之，古代的司法是通过司法官的自由裁量，即在循法与悖法的矛盾冲突中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古代司法的终极价值并不在于一丝不苟地实施法律，而在于通过司法维护建立在宗法基础之上的儒家所倡导的和谐的社会秩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司法审判的一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