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印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印美呈现出积极改善一面，不过，印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冷战后初期整个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双方彼此认知中一些消极情绪让印美关系发展呈现出不稳定特征，印美在核问题上的互动也凸显出这种特征。印美两国在有关南亚核问题，国际核不扩散问题等方面存在不同认知与政策选择，致使双边核关系经历波折。这种不稳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核选择产生了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时候是通过复杂的系统效应而发挥作用。1998年5月印度公开核试，并宣布自己成为核国家，给两国核关系带来极大冲击。不过，与此同时，它也给印美核关系调整带来机会。　　印度公开核试验后不久，印美便开始核对话。印美双方围绕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展开一系列互动，在此背景下，双边核关系历经调整。2005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谈判的开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双方多年来核对话的成果。它表明印美两国都试图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措施来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核问题。尽管印美民用核能合作谈判过程中双方存在利益分歧，但印美双方最终达成核协议，并获得两国国内的批准。关于印度核试验后印美核关系调整改善的原因，本文认为环境因素的确扮演了重要作用，但双方围绕核问题互动力度增强以及两国各自的社会学习也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对印美核关系进行双边互动层面的考察，本文还从全球层面以及地区层面对其进行了专题探讨。　　全球层面，本文集中探讨了印美关于国际核不扩散问题的分歧与协调。本文运用不对称理论对两国存在矛盾分歧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本文认为印美围绕核不扩散问题的分歧来自于两国在国际核体系中权力的不对称。印度长期被国际核俱乐部排斥在外，90年代起印度拒绝接受国际核机制的权威，开始强调拥有“最低限度可靠核威慑”。美国作为国际核秩序的主导者，则不希望印度对其形成挑战。印美关于国际核不扩散问题的分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但也并非完全不能调和。对此，本文详细论述了两国围绕国际核不扩散问题的互动过程，解析了两国在此过程中的共同利益点与矛盾分歧点。比如，2005年7月，印美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在一定程度就是双方协调的成果。美国游说“核供应国集团”改变原有规则给予印度特殊豁免。印度则同意将其国内的核设施实施军民两用分离，同意其民用核设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这说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将印度视其为国际核机制的受控对象，甚至愿意以一种“例外”的方式处理印度与国际核机制的关系。印度也试图抓住与美国合作的机会与国际核机制达成一定的和解。不过，必须承认，虽然印美双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和解，但两国围绕此问题的矛盾依然存在。目前印度在是否应该承担有关义务，承认现行国际核机制等问题上依然相对保守，而美国在与印度互动过程中也有其自身利益考量，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　　地区层面，本文考察了两国围绕南亚地区安全事务的互动，并解析了这些互动对印美核关系的影响。1998年印度由“核门槛国家”变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使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变化。巴基斯坦为了改变自身不利局面，随后也进行了公开核试验。印巴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核威慑以后，双边关系依然复杂、紧张，印巴危机让印美核关系经历了考验。不过，在此过程中，印美两国也试图寻求理解，以期实现共同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核关系的改善。诚然，值得注意的是，印美两国围绕地区安全事务的互动依然凸显出地区大国与全球大国之间的不对称性。印美核关系依然没有摆脱巴基斯坦因素的影响。此外，印美在对待地区核军控等问题上依然有其各自的立场与政策选择。　　关于印美核关系未来发展，本文认为它依然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包括两国如何消除彼此互不信任，如何克服来自国内在相关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以及如何应对来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相关挑战等。但可以确定是，印美核关系未来的调整变动都将会牵连着印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将牵涉到全球核秩序、国际核机制以及南亚地区安全的发展变化。除此之外，它的变动也可能给中国战略安全环境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关注其动向发展，采取有效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