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圈（“○”）后案语的作者问题，考论阮元除了为整部《校勘记》发凡起例之外，是否还直接参加了《十三经注疏》的具体校勘工作及《校勘记》的撰写。考察这一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校勘记》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正确评价阮元在校勘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第一部分系统归纳带圈校勘记圈前后案语的17种关系。 　第二部分在归纳出的17种关系的基础之上，结合考察通部《校勘记》中特殊符号“○”的区别功能，认为校勘记中○前后案语的作者不同，○后案语往往是对○前案语进行补正。我们初步假设校勘记中○后的案语可能出自顾广圻等七位分校者之外的总校之手，是总校复核各分校校勘成果时的补苴罅漏。 　 第三部分讨论总校的最有可能人选阮元与○后案语的关系。我们用阮元《仪礼石经注疏校勘记》、《揅经室集》中的校勘成果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进行对比，认为《校勘记》中确有出于阮元手笔者，但数量很少。《仪礼石经校勘记》、《揅经室集》中的校勘成果有的被《校勘记》吸收，也有不少未被采纳。故阮元不大可能是○后案语的唯一作者。 第四部分讨论段玉裁与○后案语的关系。部分学者以为段玉裁是《校勘记》的真正主持者，我们发现○后案语有指斥段氏说者，故○后案语不必出自段氏。我们倾向于认为○后案语也系多名学者完成，无论总校是阮元还是段玉裁，他们的总校工作应表现在其它方面，前面提出的假设不成立。 　 第五部分讨论南昌府学本，中华书局影印本所附校勘记均有一部分为阮氏原刻单行本《校勘记》所无，这部分校勘记是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摘录阮氏《校勘记》时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