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共产党发动了以反“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细菌战的真实性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实施政治动员，号召群众搞卫生、重防疫以抗击美国发动的“细菌战”，进而实现人力、物力等各方资源的高度集中。为了使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形成制度，在国家的倡导和授意下，这场运动从一项单纯的防疫任务变成了政治任务，确立了以政府行政机关为当然主体、工农兵为次级主体的社会动员策略，体现了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高度重合的特点。　　 1952年-1956年广东省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手段，按其依据可分为情感、心理、制度三类。情感认知的形塑手段主要是诉苦动员，心理差距的锐化主要依靠模范效应和奖惩激励，制度体系的构建则包括了组织调控、奖励激励机制、诉求认同。在国家意志的高度浸润下，这些社会动员手段几乎被完全纳入国家制度的轨道，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和规范化特征，表面上行之有效，但实际上却弊端重重。群众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往往表象轰轰烈烈，用铺天盖地的文山会海来宣传造势，但这种“热度”通常维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疲软乏力，沦为形式主义；而身份、阶级、单位的存在，又使得群众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加入到运动中，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挥，尽一切可能地完成他们所交付的任务，否则就会受到来自“群众”的批判和组织的惩罚。正是因为重造势轻实施、制造群众的自危心态、运用阶级身份、组织和单位制控制个体以及用行政手段强制介入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才造成了群众运动充斥命令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且始终不能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