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的出台,掀起我国制度反腐的热潮,展示了我国的反腐决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我国的制度反腐形态已成型。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普遍分离,所有者与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经理人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经理人很可能利用职务便利与信息优势,寻求豪华办公环境、奢靡消费等,满足自身私欲,在职消费问题滋生并呈现蔓延态势。超额在职消费是代理成本的组成部分,不仅损害了企业价值,还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当前背景下探究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有效治理途径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主要从公司层级因素或者从政府干预、媒体监督等外部因素探究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机制。随着我国各项内部控制规范与指引的推进,内部控制正在企业扎根深入并逐渐演变为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力量作为公司治理的驱动力,将如何影响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效果,是否会受到市场化进程这一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文章选取2014年至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部控制理论进行分析,并结合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分别探究了市场化进程、内部控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作用机制,继而考虑市场化进程与内部控制的耦合效应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机理。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越低;相对于低市场化进程地区,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较低;相对于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公司的内部机制,可以有效地约束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为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内部控制提供了理论支撑。文章的主要贡献为,在我国当前反腐斗争形式依旧严峻以及强调制度反腐的背景下,将市场化进程与内部控制纳入同一框架探究了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作用路径,拓宽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防控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