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加合理的发展模式以解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中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问题,更可能会对中国数以亿计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居民点利用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天津市蓟州区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蓟州区的城市发展,更深刻影响其农村居民的利用方式。同时,蓟州区作为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县,其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对周边村庄发展也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
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的冲击,对于提出科学的农村居民点布局方案,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点发展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要评估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的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调控策略需要在较长时间尺度上揭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
本文针对农村居民点演化周期长、规模小、特征不易识别的问题,利用中长时期(1962-2015年)历史遥感影像支持蓟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以20年左右为一个时期解译遥感影像,获取蓟州区农村居民点历史数据,通过空间韵律测度指数、平均最近邻指数、空间关联测度等方法,来揭示不同时期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空间形态布局,并对影响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等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不同发展情景,利用CLUE-S模型对2030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演化趋势进行模拟预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1962-2015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演化,在不同时期,其表现特征不尽相同,影响其演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也各异。
1962-2000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个数不断减少,外部形态逐渐趋于规则,在整个研究区内呈随机分布态势,主要受蓟州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的影响。2000-2015年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个数大幅增加,农村居民点外部形态不规则现象比较明显,且在整个研究区内呈现一定程度的集聚分布态势,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点的发展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影响。整个研究期内,蓟州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在不断扩张,且其扩张以侵占周边耕地为主。
(2)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化特征,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影响。
其中,自然因素,如高程、坡度等,主要影响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初始分布状态,农村居民点具有明显的向低海拔区域集中分布的特点以及低坡度区位趋向性,具体表现为:不同年份农村居民点均主要分布在高程介于1-86m的区间以及坡度为0-2°的区间。区位因素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点的演化趋向性,即后建的道路和有利的区位条件,对初始状态的农村居民点成因分布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点的演化选择,具体表现为:公路和高速公路由于增加了与外界的交通便捷性,从而促使农村居民建房往往靠近交通更便利的区域;铁路对农村居民点的演化具有噪声污染等负面影响和交通便利等正面影响的双向作用,离铁路较近的区域(3000m范围内),噪声污染较严重,铁路的负面影响占主导,3000m以后,噪声污染减弱,交通便利性占主导。城镇扩张一方面会占用周边农村居民点,一方面又会因其经济发展辐射作用,促使周边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人口和GDP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正向相关性,即人口和GDP密度越大,农村居民点的规模也越大。
(3)未来,不同发展情景下,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演化发展趋势明显不同。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情景下,农村居民点规模减少2.23%,其转化方向主要为城镇和其他建设用地,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影响较大区域主要在蓟州区的中南部。旅游发展情景下,农村居民点规模增加7.89%,且主要来源于对耕地的侵占,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较大区域主要在蓟州区的北部山区。
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下的农村居民点演化趋势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点演化过程相异,在未来规划指导蓟州区农村居民点建设,应综合考虑两种发展模式对农村居民点发展的冲击,在城镇化过程中融合旅游发展,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兼并特色乡村建设,合理调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和空间布局。
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的冲击,对于提出科学的农村居民点布局方案,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点发展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要评估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的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调控策略需要在较长时间尺度上揭示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
本文针对农村居民点演化周期长、规模小、特征不易识别的问题,利用中长时期(1962-2015年)历史遥感影像支持蓟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以20年左右为一个时期解译遥感影像,获取蓟州区农村居民点历史数据,通过空间韵律测度指数、平均最近邻指数、空间关联测度等方法,来揭示不同时期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空间形态布局,并对影响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等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不同发展情景,利用CLUE-S模型对2030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演化趋势进行模拟预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1962-2015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演化,在不同时期,其表现特征不尽相同,影响其演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也各异。
1962-2000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个数不断减少,外部形态逐渐趋于规则,在整个研究区内呈随机分布态势,主要受蓟州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的影响。2000-2015年间,蓟州区农村居民点个数大幅增加,农村居民点外部形态不规则现象比较明显,且在整个研究区内呈现一定程度的集聚分布态势,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点的发展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影响。整个研究期内,蓟州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在不断扩张,且其扩张以侵占周边耕地为主。
(2)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化特征,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影响。
其中,自然因素,如高程、坡度等,主要影响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初始分布状态,农村居民点具有明显的向低海拔区域集中分布的特点以及低坡度区位趋向性,具体表现为:不同年份农村居民点均主要分布在高程介于1-86m的区间以及坡度为0-2°的区间。区位因素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点的演化趋向性,即后建的道路和有利的区位条件,对初始状态的农村居民点成因分布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点的演化选择,具体表现为:公路和高速公路由于增加了与外界的交通便捷性,从而促使农村居民建房往往靠近交通更便利的区域;铁路对农村居民点的演化具有噪声污染等负面影响和交通便利等正面影响的双向作用,离铁路较近的区域(3000m范围内),噪声污染较严重,铁路的负面影响占主导,3000m以后,噪声污染减弱,交通便利性占主导。城镇扩张一方面会占用周边农村居民点,一方面又会因其经济发展辐射作用,促使周边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人口和GDP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正向相关性,即人口和GDP密度越大,农村居民点的规模也越大。
(3)未来,不同发展情景下,蓟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演化发展趋势明显不同。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情景下,农村居民点规模减少2.23%,其转化方向主要为城镇和其他建设用地,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影响较大区域主要在蓟州区的中南部。旅游发展情景下,农村居民点规模增加7.89%,且主要来源于对耕地的侵占,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较大区域主要在蓟州区的北部山区。
新型城镇化政策实施下的农村居民点演化趋势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点演化过程相异,在未来规划指导蓟州区农村居民点建设,应综合考虑两种发展模式对农村居民点发展的冲击,在城镇化过程中融合旅游发展,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兼并特色乡村建设,合理调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和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