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类书自魏晋时期发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时至清朝康雍之际,官方敕撰的类书多达六部。其中《骈字类编》是康熙年间张廷玉、沈宗敬、吴士玉等人奉敕纂修的一部大型字典类类书,于雍正四年编修完成,入府刊刻。全书共二百四十卷,体例上结合周亮工的构思,创新地采用“齐字首”的方式排列词条,专收二字对举的“骈字”,将其分为“天地”、“时令”等共十三个门类。该书内容广博,体例精审,然而自刊印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关于该书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本文以《骈字类编》为研究对象,从编纂背景、刊印版本、体例特色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此为个案管窥康熙时期类书纂修的时代特色。绪论部分对类书定义、起源以及相关的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梳理。类书源起于魏文帝曹丕敕编的《皇览》,是一种将原始文献拆分抄纂,并将其“按类编排”的书籍形式,具着“资料汇编”与“文献保存”的双重价值。在梳理清代以前类书发展的历史中发现,官修类书凭借其广博的内容和精审的体例一直位于重要的地位,并且官修类书的发展与封建王朝的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第一章对《骈字类编》的编纂背景和职官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明清两代,封建集权政治走向顶点,类书编纂数量也达到了历代之最。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以后,在发展经济之余也在逐步加强皇权内部的汉文化教育,一时之间,朝堂之上呈现出满汉文化交相辉映的境况。康熙皇帝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极度推崇“朱子之学”,在其执政之后更是将其推广至全国。康熙的文教观念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环境,也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氛围。翰林院自明代设立以来就是重要的文化部门,清代承袭明代的职官制度,并在此之上有所改进。在《骈字类编》的编纂职官中,多从翰林院学士中挑选,形成“翰林院——内阁——詹事府”一脉相承的文化部门。这些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的官员,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知识储备,在修书过程中贡献了大部分的力量。第二章对《骈字类编》的版本和刻印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明清两代,随着版刻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的刻印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康熙于武英殿专设监造办,负责官修图书的刊刻与发行。武英殿修书处所编刻的书籍用料上乘、刻工精美,逐渐成为清代重要的出版机构。《骈字类编》于雍正年间编修完成,即入武英殿刊刻,后又被收入《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之中。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技术传入后又影印出版了石印本。《骈字类编》版本的发展贯穿清代的历史,对该书版本梳理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展示清代官方刻书机构的发展。第三章对《骈字类编》的体例特色进行了分析。《骈字类编》在体例上以独创的“齐字首”的形式收录大量的二字词,并将其分为十三个门类。在词条排列上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在引文的摘引上囊括经史子集四部。该书与同时期的《佩文韵府》互为经纬,相互并举,成为清代重要的类书之一。但在与其他类书相比之下,《骈字类编》仍旧也存在收词形式单一、释义不够详尽等不足之处。总而言之,《骈字类编》作为清代一部大型官修类书,以其严格的收词、独创的体例、广博的引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