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了1913至1934年间的刘半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一时期,刘半农以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和多方面的文学活动沟通了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他独特的创作实绩也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本文试图站在新旧文学的转折点上全面评价刘半农的文学成就,分析刘半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以及他如何沟通了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论文从概述刘半农的生平以及主要著作成就开始,重点讨论、分析了刘半农被研究者忽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阐发本文的内容以及选题的意义;接下来,论文主要围绕刘半农在民国初年(约为1913～1917年)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将刘半农早期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分析其对通俗文学理论的理解及不同于鸳蝴派的创作特点,认为这是刘半农实现第一次“转变”——“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的重要前提。由此,论文试图指出,刘半农对文学形式的兴趣及其对通俗文学艺术表达方式的自觉,为他其后转向民间文学寻求新文学的精神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文继而详细叙述了1918年刘半农首倡的“歌谣”运动,其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另类发现”。本文认为,学习“歌谣”的过程激发了刘半农对诗体变革的浓厚热情,就在这一时期,刘半农彻底脱离了鸳蝴派,尝试着将民间文学、歌谣与新诗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其后,论文主要探讨了,“五四”前后刘半农所参与的文学论争以及杂文创作。“实事求是的战斗精神”支撑着刘半农在五四时划成为文学改良的实践者和新文学的建设者,成为新文化的战斗者。直到《语丝》时期,刘半农依然坚持了五四时期的战斗精神。最后,论文尝试讨论了刘半农后期的第二次“转变”。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刘半农1921年留学欧洲之后,从新文学阵营渐渐“退隐”。但是,本文认为,直到刘半农和《语丝》关系终结,在《人世间》、《论语》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打油诗、文言小品开始,他才与新文学发生了真正的疏离。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思想因素促成了他从“战士”到“隐士”的转变?这样的个人选择隐含着怎样的价值观念?除了通常定义的“落后”之外,这样的转变有没有合理性或意义?对刘半农文学创作以及文化活动诸方面的讨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探寻新文学产生的资源,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